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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调适及启示 　　所谓社会转型时期是指从19世纪30至40年代到1910年，德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19世纪上半期由于工业革命悄然勃兴，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形成，德国城市反贫困制度也日趋成熟，其中以1853年的埃伯菲尔德体制闻名于世，主张用以工代贩的方式取代传统社会救济模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与社会的急遴转型，国内阶级结构日趋复杂，以往作为家庭或个人风险的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特定事件，亦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风险，进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仅仅依靠城市救济体制难以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对日趋高涨的工人运动，德国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开创社会保险制度，使城市的反贫困政策实现了从单纯依靠社会救济的济贫制度向以预防性的社会保险制度转变。本文拟结合转型时期德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调适，剖析各种不同因素对德国城市反贫困政策调整的影响，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整个社会经济长期稳定的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起飞时期以经济利益取向为主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埃伯菲尔德体制 　　19世纪30, 40年代，随着工业化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城市居民贫富差距逐渐呈现出加速分化的趋势，一部分人依靠自身优势率先富起来;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受自身条件与制度因素的影响，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失败而陷入贫困，对这部分出现在转型时期的贫困群体，需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社会救助。为此，普鲁士政府于1842年12月31日颁布了《济贫定居法》，川将贫困分为无助贫困、非自愿失业的贫困与游手好闲的贫困。该法案规定惩罚流浪汉、乞丐与自身懒惰、不愿意工作之人，将其拘禁6周至半年不等;还规定了经济上独立以及靠自己谋生的人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改变了过去以出生地为主的济贫原则，确立了以居住地为主的济贫原则，即必须在新社区居住3年，才有权利要求新社区提供社会救济，并且如果有3年不在社区居住，社区将取消对其救济资格。如果在新社区居住未满3年的市民要求救济时，新社区可以要求他返回原居住地申请社会救济。虽然该法案能够暂时为一部分处于失业状态流动人口提供救济，但从长远看这些救济措施对城市大多数贫民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他们的贫困问题。 《济贫定居法》在实施过程中其弊端逐渐凸显出来。城市济贫机构对接受救济的人调查粗略、管理混乱，而且现存的公共救济体制造成了大量接受救济的人不求上进，形成了懒惰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救济资金捉襟见肘，不但难以给更多应救济的人提供社会救助，而且原有的济贫体制还把城市财政推到了破产的边缘，它己成为大多数城市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因而有识之士呼吁改革济贫体制。 　　1853年，德国的工业城市埃伯菲尔德出台了新济贫政策，史称“埃伯菲尔德体制”。它提倡完善院外救济体制，凸显了自愿监管人员在城市反贫困过程中的作用，通过监管人员详细调查受济者的情况，帮助有劳动能力受济者找到合适的工作。团这不仅为劳动市场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也使接受救济者能自食其力养家糊口。 　　埃伯菲尔德体制将城市划分为几个大的社区实施管理，再把这些社区细分为街区，由每个街区的自愿济贫监管人员负责管理该街区。这些街区监管人员组成了“街区管理委员会”，通常两个星期他们举行一次会议来处理一些重要的济贫事务。由于埃伯菲尔德体制以工代贩的济贫思想著称，因而监管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为有劳动能力的受济者提供就业机会。在实践中对有工作能力的受济者提供什么样的救济，主要取决于他的年龄、身体条件以及家庭状况.既然救济申请者希望得到一些就业机会，而对薪金与工作条件一般是不予考虑的，只有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才能知道申请者是否值得提供救济。当然申请救济的人也往往处于很尴尬的局而，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得知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其实并不需要社会救济。给最贫困的人员提供救济是埃伯菲尔德体制首要的救济原则，不过也给那些没有技术的劳动者提供较少的救济，埃伯菲尔德体制对受济者主要提供暂时的社会救济。但如果他在受救济期间工作出色能够让监管人员满意，有时也能够得到长期的工作机会。与19世纪中期以前德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相比，埃伯菲尔德体制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埃伯菲尔德体制主要强调“个人主义”即个人通过工作来彻底战胜贫困。它依靠友好的自愿监管者管理受济者，受济者则通过自己辛勤工作战胜贫困，改变以往被动接受政府救济，突出个人在战胜贫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川埃伯菲尔德体制之所以能够给受济者提供就业机会主要是由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其中还包括一些颇有资望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商人、农业资本家也担任监管员，他们对当地的劳动市场非常熟悉。因而埃伯菲尔德体制在解决贫困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