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种电影研究的视域.docVIP

论一种电影研究的视域 　　观众是如何参与到电影中的?在电影研究中，这个问题一直将影片视为一种呈现的机制和过程。没有现成的足以定论的答案，不过我们有充足的史实，从中能够勾勒出与电影呈现相关的三种理论支脉。我将同时探讨这些电影呈现会有一些怎样的潜层含义? 　　我也将据此阐述第三种理论支脉是如何改变了我对电影的认知。有三点要先行说明：其一，哲学家与经验主义学者在本文中不会找到全然相似的立场，尽管我猜想会有观点的重合之处。其二，一些读者也许会发问，为何当今电影与媒介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在文中有所提及?原因在于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多数会将其论述集中于前两个学说中。 　　更言之，我并不认为文化研究对于电影呈现曾出过任何明确的理论。其三，我选用排笔来铺陈我的观点，还有诸多的细处不得不暂且搁置一旁。 　　一、传播学与意指理论 　　第一个理论支脉以传播学为中心，我意识到“ 传播”是一个最为狡黠的用词，不过我在此处是用它来论证电影呈现的过程--经由发送者信息被传递给了受众。当然，传播学中对“ 信息”的界定也存在含糊其辞之处。有时“ 信息”用于指称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确定的文本，有时又认为被传递的只是文本中的核心内容或资讯。在美学的语境中，我认为第二种用法更为普遍，本文赞同这种看法。谈及电影，传播学的观点大概会认为是影片创作者的设计和意图打造了电影，将影片意涵深深地契入其中，这种读解方式或许也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最乐于接受的。 　　通常是在对纪录片的讨论中，尤其是政宣类纪录片。这些影片看似毫不避讳，目的就是要帮助观众领悟到创作者有意编排的社会信息。即使有影片并不如《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2008)或《华氏911》(Fahrenheit 9/11，2004)这样用意明显，也仍然是以传播学为其理论后盾。它们所传播的或许是教学视频中的一连串事实陈列，或是诸如纪录片中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关的某类特殊议题。 　　二、第三种方式该如何界定呢? 　　我将其称为“ 认知”的研究视角，或是一种“ 自然主义”的观点。尽管上述两种说法会获得某些读者的认同，我还是颇为为难地选择将这种理论支脉称为“ 以经验为根据的体验模式”。所有我在文中圈定的这三种理论支脉，其实都囊括了那些依循经验主义与理性原则探讨电影呈现的研究者们。他们试图辨明并解释观众产生观影反应的种种规则，不过对第三种理论支脉而言，这些规则通常是灵活机动的--包括了觉察、理解、情绪反应以及更为抽象的文化挪用(Appropriation)这一系列的过程。用其他的理论支脉解读影片只能拼接出电影故事的一部分，却非故事的全貌。更多的基础性问题闯入了我们的视域。我们如何从这样的三个维度得出速解?如何知晓影片的主人公是谁?如何评价角色的表演?一幕戏剧性的场景是怎样吸引住观众的情绪?对一个堕落的角色施与同情，这样的心境或许会将我们引向影片要表述的主题，然而电影最先启动观众同情心的程序到底是什么呢?这种以经验为根据的体验模式与另两种理论支脉的研究趋向多少有些相近。正如经典传播学那样，在此理论脉络之下，研究者倾向于假定存在一个故意设置的媒介，它使观众对刺激有所反应。 　　然而，正如要将抽象的意涵植入一个物质的载体之中，他们并不认为电影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据此被解读出来。譬如意指理论的学说创立者们，他们就对此说法颇为赞同，认为观众可以自行建构出影片创作者未曾预设的意图。与意指理论家们相似的是，我提出的以经验为根据的体验模式就倾向于认为，以若干叙事惯例为例，后天的学习确实对于人们掌握影片的读解规则发挥了核心作用。 　　不过，该理论支脉也考虑到了任何凭借直觉或快速习得的观影技能，这些都对理解电影有重要效用。我们应当预料到观影活动包括了大量自下而上的过程--如那些快速、无意识地即时认知，或是从一幅画面、一个角色、一段讲演乃至一篇抒情乐章中捕捉到的未经教授过的观影经历。 　　三、不必熨平的褶皱 这并非我首次阐述是否可以用认知理论进行电影研究，第一次要追溯到1989 年。那篇文章提出应当慎重地将研究放在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中去讨论，接下来的观点我都有所保留。如今在简略梳理了这三种理论支脉后，我选择避开用大幅的画布去书写，而是从一个更为细小的视域去考量对研究真正有用的东西--这和将原来的画幅微缩成更小的比例还不大一样，我是希望至少能为这项研究去掉那些繁冗的负担，使其读起来平易通俗。 　　我的理由如下：在抽象性与笼统性的理论阶梯上攀爬得越远，我们注意到研究中那些妙趣横生、与众不同以及各种例外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越小。如果我们选择在一个笼统模糊的层面抛掷出问题，那么很可能只有那些按照惯例假定得出的例证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一位进化心理学家也许会去关注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