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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社会国家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前言 　　1930 年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 在其研究著作《法治国抑或专制?》(Rechtsstaat oderDiktatur?) 中提出了: “只有当市民法治国或自由法治国家发展成社会国家时，才能避免国家的专制化。”从而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国家的概念。他认为市民法治国家和社会法治国家( buuml;rgerlichemund sozialem Rechtsstaat) 的不同点主要就是，集中在对平等原则( Gleichheitssatz) 的不同理解上: 市民法治国家中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即此时的平等并不考虑个人是否有能力行使这种平等。在这种平等观下，社会问题对于立法者并不是主要问题，从而取得社会强势地位的人，可以通过行使在形式上平等的自由权而充分发挥其强势地位。在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观下， “自己行为，自己责任”的信条被完全地贯彻，国家没有义务帮助那些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由此，国家对于劳工阶级相对于资本家的社会不公平状态，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国家来说，社会强者相对于社会弱者的巨大社会权利不公，只不过是个不属于法律问题的社会事实状态。但是随着各种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社会中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矛盾，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而继续坚持平等原则的形式化已经越发显得无力。基于此，黑勒继续发展了社会法治国家的概念，即认为平等原则并不应仅仅从形式层面上予以解释，也应当考虑到实质自由的平等。因而立法者要考虑到现有社会中的社会权利分配关系，使得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国家的帮助，在实质上与社会强势者达到平等状态。但是黑勒区分市民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观点，由于一战以来德国社会经济危机以及纳粹的上台，而被束之高阁。二战结束以后，受到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安全思潮的影响，并经过黑勒观点的支持者德国著名国家学家和政治家卡咯·施密德(Carlo Schmid) 的努力，社会国家原则被规定在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 款和第28 条第1 款之中。 　　① 参见德国《基本法》第20 条第1 款: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乃是民主、社会联邦国家。” 　　② 参见德国《基本法》第28 条第1 款第一句: “各州的宪政秩序必须与本基本法所规定的共和、民主、社会和法治国的基本原则相符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要求: “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也就是说，宪法的司法化在我国即将从单纯的理论而成为现实的制度模式。这也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宪法司法化的背景下，如何解释我国现行宪法中有关社会保障的条文，将成为当代中国法学所要急迫处理的问题之一。相对于解释宪法中的自由权和平等权，往往涉及的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解释宪法中有关社会保障的权利，又往往涉及到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冲突。由于人民主权原则的存在，在处理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冲突时，宪法解释机关需要更审慎地拿捏其中的分寸。在这方面，德国社会国家原则的发展史及其法律适用的现状，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本文将从社会国家原则的制度目的、内容及非主观权利性三个方面对社会国家原则进行介绍，从而总结出对我国相关法制的启示。 　　二、德国社会国家原则的制度目的 　　社会国家原则( Sozialstaatsprinzip) 是德国社会法得以存在的核心宪法依据。其明文规定于《基本法》第20 条第1 款和第28 条第1 款第1句。但是德国《基本法》中除了明确了德国是社会国家以外没有就何为社会国家做出更多的论述。此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承担了具体化该原则的任务，即通过众多的裁判，从《基本法》规定的社会国家原则中，推导出了社会安全( soziale Sicherheit) 和社会正义(soziale Gerechtigkeit) 这两个概念，以作为该原则的制度目的。 　　1. 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这个概念来源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5 年所提出的，即著名的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和贫穷的自由” ( freedom from fear andwant)，并且写入了1941 年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 之中。这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帮助人们抵御各种社会风险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诸如疾病、意外事故、劳动能力的丧失、年老甚至配偶的过世等等。当然，社会安全并不意味着要创造一个人人实质上平等的社会，即所谓的社会平等(soziale Gleichheit)。社会的不平等，即人与人之间生活质量和收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