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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在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由于中西学术之间的隔阂，此时倡导社会文化史的学者刘志琴、李长莉等人对于西方己经繁荣发展的所谓新文化史几乎毫不知情。她们倡导社会文化史，是出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相继兴起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潮流，而又各自有所不足，因此才产生了结合这两种新兴的分支学科，开展社会文化史的愿望。初创时期，大家的想法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出于对日渐兴盛的社会史研究的回应，希望引入社会史的维度来使文化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精英文化范围内，同时也能以文化史的深度来给社会史的叙述增添思想深度和文化蕴涵。这种本土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己经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在国内史学界己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承认和肯定。 　　大约本土社会文化史兴起十年之后，国内史学界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了解到这是一个在国际史学界己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学术潮流，加上先行一步的台湾学者的推波助澜，新文化史迅速在国内流传开来。由于新文化史在理论体系、概念工具、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规范、成熟，因此，资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学者在初步了解其特征之后，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是吸收其合理成分来完善自己的理论表述和研究实践，另一方面也对其不适于中国实际的若干方面提出了疑义。更年轻的一批学者，似乎对新文化史热情更高，径直将新文化史作为主攻学术方向，不过，他们鉴于国内新文化史是社会史的自然延伸，往往以“社会文化史”这个在西方学术界局部使用的名词来指代新文化史。 　　一、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主要收获 　　从1988年刘志琴呼吁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向②开始，到1998年3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③出版之前，除了社会文化史兴起时刘志琴、李长莉的提倡与大致界定范围以外，10年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探讨比较少。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问题的40余位学者，围绕社会文化史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④尽管当时可资参考的具体研究成果不多，但学者们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向的意义、特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提出的意见仍然比较成熟。这对于以后社会文化史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如有学者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互动，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意识等。这种意见对于社会文化史既深入社会领域同时又注重对社会现象作出文化解释的特色，把握得相当准确。对于社会文化史这种学术特色的追求和坚持，使得这门新生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整体把握，避免了盲目猎奇、鸡零狗碎的流弊。 　　二、对西方新文化史的选择性吸收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普遍使用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概念，社会文化史学者也不例外。李长莉在《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二书里，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论述。梁景和对此也有专文论述。@不过，专长于社会史的常建华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吸收了匈牙利哲学家奥尔格·卢卡奇、法国学者昂利·列菲伏尔以及我国学者衣俊卿等人的意见，更加倾向于以’旧常生活”来取代我国学者最为常用的“社会生活”;他还批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生活与文化的研究层面并未有效展开，心态史研究没有太多的进展”，其原因在于对新文化史理论吸收不足、学术理念转换迟钝。他呼吁在西方新文化史的观照下将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现在的中国社会文化史或许到了需要突破自身的时候，即引入‘新文化史’的理念，进一步调整研究策略，将文化作为能动的因素，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探讨他们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④看来，这不仅是名词概念之争，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研究路径的差异。黄兴涛坦言自己关于“她”字文化史的研究寻找某种合适的平衡点，而不至于一定要走到非此即彼、无法融合的偏颇境地”。李长莉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比较了国内的社会文化史和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她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由于两者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有别，面对的时代课题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因而关注的重心也各有侧重。中国学者更重视群体研究以及个人行为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关联，而西方学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对历史的主体作用”，因而盛行微观史和个人史。 　　(2)从学术范式的开拓及理论创新路径而言，西方学者更强调对新文化史对于社会史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