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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区法院的司法效用普及 　　为破除司法权力“地方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作为首批试点，北京市四中院和上海市三中院在2014 年年底先后组建成立。它们的设立按照中央批准的试点方案来实施， 已经成为提升司法效用的新变量. 　　一、跨区法院的设置 　　设立跨区法院的动因，在于它的对立面同区法院所可能衍生的司法不公正，即同区法院体制下容易出现国家司法权地方化，即主场化。按照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设置，地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同域一体，共同为地方事业服务。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这样的一体化设置有其合理性。“从现行法院管理体制来看，我国3573 个地方法院中，绝大多数都对应或依附于相应的行政区划。”“我国地方法院设置基本与行政区划对应， 便于明确管辖、方便诉讼。” 　　在资源较为贫乏的时代，为了节省成本，这样的设置有利于明确管辖，便利人民群众提起诉讼，而法官的司法活动也容易得到当地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同区设置法院，统一调配司法资源，可以节省司法成本，能够使各机关之间产生共同感，进而为共同目标而奋斗，尽量减少各机关差异感带来的行动不一致。特别是在政法委可以统筹协调的前提下，司法与行政区划协同，更显其必要与可能。然而，随着客观条件不断变化，司法地方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行政诉讼出现，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 　　在经济日益发展的前提下， 法院如果倾向优先保障地方性的各种利益，会使其本身主场化。所谓主场化，指的是本来应该保持中立客观的法院，因为参与地方利益结构甚至直接进入利益分割体系，而产生偏私化的司法倾向。从职业伦理来说，法官具有公正司法的职业取向，即应该根据事实和法律，秉公判案。但是应然的职业伦理，抵不过权力具体归属带来的生存依附。作为独立个体，具体表达司法权的法官，首先要获得生存，才能从事司法活动。汉密尔顿曾经说过，“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也就是说，谁控制了生存资源，谁就拥有一种排斥其他价值要求的根本控制力。在经费保障方面，由于采取地方财政负责的管理模式，导致法院只能依附于地方，法官由此陷入被迫跟随地方利益而动的境地。事实上，“法院、检察院经费的多少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这就使其与地方利益形成依附关系。往往更多地从发展和保护本地经济出发去执行法律。而不是着眼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司法公正。其结果必然是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而法官的人事权也由地方政府和人大掌管，就更加强化了司法机关的地方化态势。总体来说，法院的人财物完全受制于地方，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变成了“地方”所属的法院，司法难以摆脱干预、干扰。其结果，首先就使司法目标产生偏离。司法地方化，使法官难以按照司法伦理和职权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司法过程中，法院的司法切入点，就会从案件本身发生转移，即优先考虑各种地方化的偏私利益。其次，削弱法官的职业荣誉感。因为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具体承载司法的法官，其司法不可能完整实现，其司法技能也很难充分发挥。本来应该产生的职业荣誉感也会被削弱。此外，这样的司法格局一旦形成司法惯性，法律适用的准确度会较大幅度地下降。 　　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闸门， 司法对法治建设起到兜底作用。司法如果不公正，社会矛盾不仅难以有效解决，国家法治更不可能由此实现。因此，国家非常重视司法公正的实现，要求推动司法改革。作为其中的措施之一，以破解司法主场为目标，跨区法院成为重要的创新设计。2013 年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2014 年10 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落实中央全会精神，2014 年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下称《试点方案》)，会议指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这项改革试点涉及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中央决定首先在北京和上海率先成立跨区法院。尤其是北京四中院作为整建制的司法改革试点单位，不设过渡期，从筹建之初就按照新的改革要求一步到位，这和中央选定的全国6 家司法改革试点省市拥有3 到5 年过渡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虽然面临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