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docVIP

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不但留下了种类繁多、卷峡浩繁的历史文献，而且蕴含了系统而丰富的史学思想，其史学文化之发达，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主要包括“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和“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以往学术界比较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个案分析，却很少进行整体研究，把握总体特征。本文基于此，拟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五个主要思维特征作出论述，以此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一、“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 　　“究天人之际”，即是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亦即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谈论人事，总是离不开天道，而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特征。 　　从理论渊源来讲，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最以道治天下，而三代以后则是以法把持天下。因此，三代是治世，汉唐则是乱世。史学家司马光就明显表现出对于三代的推崇。司马光肯定三代为治世，认为相较于三代，汉唐政治总体上是逐渐衰落的。如两汉“虽不能若三代之圣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魏晋以降，社会“风俗日坏”，“不顾名节”;唐代进一步衰落，社会“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到了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朱熹认为三代君王有圣人之心，所以社会得到大治;汉唐君臣急功好利，心术不正，如汉高祖、唐太宗等做事“都是自智谋功利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o4ic}=gt;gt;，所以社会得不到大治。应该说，司马光、朱熹等人对于汉唐历史的评价，秉持的是一种道德评价标准，明显地打上了理学的烙印。 　　二、“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 　　“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即是肯定历史变化发展的思维。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普遍重视对于历史过程的认识，注重贯通的历史意识;而在“通古今”的过程中，则重视运用历史变易的观点来进行审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 “通变”的思想也源自于《周易》，《系辞传下》将《周易》的这一思维集中表述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变易是《周易》的显著特点，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太史封序》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中》引孔颖达语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有“变”然后则“通”，《周易》肯定大千世界与人类社会都是周流变通的，所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自然界普遍、永恒的盈虚消长与社会历史的盛衰变化是相通的，所以丰卦象辞说:旧中则是，月盈则食，天地虚盈，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革卦象辞也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系辞传下》则结合伏羲氏以来的历史，肯定这种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 　　《周易》的通变思维启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最早明确以“通古今之变”作为《史记》的撰述旨趣，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记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用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过程的治乱兴衰之变。纵观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其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勺字》，对古今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同时注意考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盛衰之变及其相互转化。《史记》的编纂结构体现了这种“原始察终”的思想，其中十二本纪旨在考察王迹的兴衰;十表将历史划分为五帝三王、东周、战国、秦汉之际、汉兴以来五个时期，整体反映了自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发展变化之大势;八书记述的是历代制度的演进情况;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则主要叙述了各类历史人物在历史变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史记》的“见盛观衰”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肯定历史变易是一种盛衰之变;其二是强调事物的盛衰是相互包含的，要注意察觉盛世历史向衰败转变的可能性。司马迁充分认识到历史盛衰之变的复杂性，如《殷本纪》所记商王朝的历史，就体现出了历史的衰、兴、复衰、复兴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所记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兴衰变易过程，其中充满着周王室和诸侯国、各诸侯国之间势力此消彼长的盛衰之变。因此，历史的盛衰之变不是一种简单的两段论，而是盛衰互包、盛衰转化的，要想保持历史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要盛中见衰，以防微杜渐。 　　司马迁受《易传》“《易》穷则变”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承敝易变”的历史变革论。司马迁将《易传》的变易思想运用于考察社会历史，指出一个政权的覆灭，必然是这个政权在制度上出现了种种弊端，因此，代之而起的新兴政权就必须要针对前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只有这样，新兴的政权才能得到稳定。他认为汉朝的兴起与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