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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逻辑和文化 　　据我所知,这是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第一部文集,这表明了把逻辑与文化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方向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的学者力图把这种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介绍到西方去,表明了逻辑与文化研究方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逻辑是一种文化现象国际学术界公认,世界逻辑学有三大源流,即中国名辩学、印度正理-因明和西方逻辑学。这三大逻辑源流是在三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发展出来。民国时期,学者张东荪曾指出:“我现在研究了以后,乃发现逻辑是由文化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这就是说逻辑学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惟一的逻辑#39;(LogicasSuch),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1〕纵观三大逻辑学源流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印度正理---因明是建立在正统派哲学与非正统派哲学之间的论争之上的。在古代印度,国王、贵族、平民都乐于参与辩论,不论在王宫、寺院还是在街头的市井,随处可见辩论场景,正是这种的“论辩之风的盛行,论究学的发展,公允、合理的论辩精神的树立,催发了印度逻辑并一直伴随其成长,构成了印度逻辑的一大基本特征。”〔2〕作为西方逻辑学代表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也是从论辩中产生,但是由于受这一时期古希腊数学的发展的影响,“演绎证明的方法和初步公理化方法就是这个时期数学的主要成果。古希腊数学的发展为逻辑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3〕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则明显地受到“百家争鸣”的影响。在先秦,正如《管子·宙合》篇所说的那样:“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因此,正名实就成了论辩的核心,“在论辩过程中,各家要进行正面的思想交锋,要确立自己的观点,也要驳斥别人的观点,就必然要总结论辩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论辩的原则理论、方法,这就为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4〕尽管三大逻辑的产生还会受到诸如经济、政治、伦理、语言等方面的影响,即使从它们的共性---对论辩进行研究来看,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西方逻辑学与古代印度正理---因明也有很大差别。古代印度正理---因明重在无过,而西方逻辑学则重在求真。那末,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又是如何的呢?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是这样介绍的:“(1)中国古代逻辑是一个以辩论形名为开端以正名为重点,包括名、辞、说、辩为内容的名辩逻辑体系。(2)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与语言的关系特别密切。(3)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直接受到政治、伦理思想的制约。(4)中国古代逻辑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基本上一直处于哲学认识论的范围。(5)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5〕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6〕从世界公认的三大逻辑的发生发展来看,三者都是在本民族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名辩学理论的产生更纯然是一种中国式的逻辑理论和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汉民族文化特征。正如著名汉学家马赛尔·格腊内通过分析中国语言来说明中国古代思维过程所说的那样,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三段论的爱好。〔7〕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也指出:“若谓西方人之逻辑乃人类思想通律,不懂逻辑即无法思想。然则中国古来向无逻辑一项学向,即不啻谓中国人自始皆不会思想,抑或中国人思想皆不合逻辑。… …此处正是中西文化思想的相歧点,不得厚彼薄此。”〔8〕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对三大逻辑的产生进行分析时,指出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逻辑之间的差异:“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现译“概括”)及分析(specification,现译“限制”)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9〕由此观之,逻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定民族文化中思维方式孕育的结果,因而也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逻辑传统。从逻辑发展的历史来看,逻辑绝对不是一种超越文化的现象,也绝对不会仅仅是一个模式,一个体系。 　　二、逻辑对文化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在广义还是在狭义上都包含有众多的因素。这些众多的因素之间必然会具有联系和影响,从而构成有机的整体。包括逻辑在内的众多文化因素是系统整体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