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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厉史观的重大变革 　　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和正统。对于作为理论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历史观问题是首当其冲的。自1949年后的20多年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形成了一种与传统史学迥异、与近代其他流派相区隔而自成体系的新型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大致可以表述为: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引发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其中，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人类历史不断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大体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因此，人类历史发展成为一种有规律的运动。 　　不难发现，这种历史观实际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它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机制，具有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并服从于某种目的或规律的支配。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却处于从属的、被动的地位，不过是充当经济变革、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就是这样一种片面的、极端的决定论的历史观，长期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核心和主旨，一直流行到“文革”结束。 　　1978年开始，与整个思想界的解放运动相伴随，史学界也大胆冲破传统的牢笼，深刻反思以前的理论系统，将若干“定论”、“常识”还原为“问题”，重新加以检讨、论辩，力图从陈旧僵化的教条中突围而出，建立一种充满活力的新话语。当然，这些努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是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那么，究竟如何实现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呢?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可能就是突破和超越决定论历史观的支配。与文学界呼吁人的解放、鼓吹人道主义，哲学界重视主体性研究的潮流相一致，史学领域也开始关注历史中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历史中人的创造活动。从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社会形态演进问题讨论的深化和升华，引发了历史哲学研究的热潮。要彻底解决社会形态问题出现的种种歧义和困惑，一方面离不开微观细致的具体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历史哲学更深的层次上寻求突破①，呼唤一场根本性。 　　一、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 　　历史决定论问题的争论不是一般性地探讨决定论本身的是非得失，而是主要围绕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展开的。传统理论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决定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还是在其继承人那里，决定论都被置于突出的地位，基本没有选择论的存在空间。而改革开放以来的讨论却扭转了这一局面。 大多数学者主张以选择论补充决定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二者的统一体。正如郭建宁所提出的，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转换研究视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单纯强调历史决定论，到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统一的转换”②。 　　张曙光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各种规定性的全面界说，它不仅指出了人类活动被制约的方面，而且揭示了人类活动所具有的能够创造条件从而冲破某一特定限制的自我决定能力。因之，唯物史观既是历史决定论，又是科学的主体选择论、创造论，即历史抉择论。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是基于实践的辩证的自我决定论或曰实践决定论。而且，决定论与抉择论决非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主体的抉择以客观必然性为根据并在其制约之中进行;而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也要以主体的抉择为条件并通过抉择而体现。否定历史决定论就是否定人们正确活动的客观前提和历史必然性对人们活动的制约，就要导致人们的盲动;而拒绝历史抉择论，就无异于拒绝人们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而将一切推卸给“命运”。所以，二者只能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③。 　　其他学者纷纷表示附和。他们说，历史选择在历史决定论中占有适当的位置，不应当全盘否定。历史选择论是以历史决定论为前提的。历史的选择包含主体的历史活动选择，但又不是纯粹主体活动的选择。它归根到底是以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为中介，以不同主体历史活动的不同选择为手段构成的历史合力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的历史选择，即由整个社会的物质力量所决定的历史选择④。历史选择是历史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历史的必然是历史选择的内在本质⑤。马克思扬弃了旧决定论，但并没有超越一切决定论，它是一种新的决定论-辩证的决定论。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已经内含着选择论，是更为合理的选择论。在马克思那里，决定论和选择论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的实践⑥。 　　还有人断言决定论和选择论最终将统一于历史合力论。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全部思想决不是单线因果论，而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社会诸要素的“交互作用论”、“合力论”。以往只讲单线因果论，不讲甚或贬默“交互作用论”、“合力论”，使唯物史观笼罩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