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珍与杜甫诗歌的悲剧意识.docVIP

论郑珍与杜甫诗歌的悲剧意识 　　郑珍，字子尹，1806年出生十贵州遵义的一个儒医之家，卒十1864年，清代诗人，经学家，古文家，在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清史稿》称他为“西南巨儒”。他在少年时一代就充满豪迈之气与宏伟之志，《和渊明饮酒二十首》道“少志横四海，夜梦负天飞”，二十岁被选为拔贡，主持拔贡考选的为宋诗运动的倡导者一之一程恩泽，后程调任湖南，便招郑珍入幕，对其细心培养。郑珍得治学门径，在经学、文字学方面都有突出贡献，诗歌创作方面成就尤高，著有《巢经巢诗钞》九百余首。郑珍在诗画等方面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但关十诗歌却又一些独到的见解，他提出诗歌要抒写真性情，强调养气，反对摹拟，主张诗歌“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但反对摹拟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拒绝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这点上，郑珍做到了借鉴前人的艺术手法抒写自己的真性 “郑珍学宋诗，通过苏、黄而探源十杜、韩。杜甫对郑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忧国忧民的情怀，以时一事入诗，以俗语入诗，以及炼词炼律等，郑珍都吸取了丰富的营养。”郑珍以忧国忧民之情融入诗歌，反映了当时一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其诗被称为郑珍时一代的“诗史”一点也不为过。郑珍诗与杜甫诗不仅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诗歌所反映出的生命悲剧意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值得我们研究。 　　郑珍诗歌风格多样，危峰险水的“奇奥渊郭”，晚年诗作的“质朴醇厚”，亲朋之情的“酸涩淳厚”，风格的多样性与诗人个人情感遭遇和时-代特点密切相关。同样，杜甫的有欢快的，也有充溢悲剧意识的诗歌，以第二类诗作所占比重为多，历来学者一评价杜甫诗歌风格为“沉郁顿挫”。两位诗人有相当一部分诗歌表现了悲苦的情感，反映了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苦之情既有国家之悲也有个体遭遇之苦，有个性，也有共性，体现了不同时一代的诗人共同的悲剧意识。本文将从个体之悲和社会之悲两方面研究郑珍杜甫诗歌中蕴含的悲剧意识。 　　一、个体之悲 　　(一)政治理想之悲 　　少年时一代的杜甫怀揣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会当凌绝顶，一览纵山小”(《望岳》)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自0“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晓腾有如此，万里可横标 ; }馆兵曹胡马》)此诗矫健豪放，生气蓬勃，表现青年时一代的杜甫豪迈的志向和自信积极的精神。后杜甫结束游历生活来到长安被困守十年，这时一期大唐逐渐衰落，朝野昏暗腐朽，人民生活困苦。杜甫来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城，主观上想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客观上杜甫在这里既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土壤，又目睹了朝廷的昏庸腐朽和百姓的悲苦生活。杜甫在长安应诏到转向投诗干渴均以失败告终，这时一的杜甫经济困窘，“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真实记录了他的艰难生活。在困守长安的最后一年，他拒绝了河西尉这一肥缺，情愿饿死也不“凄凉为折腰”。最后官定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但这时一却又是安禄山造反之时一。后肃宗即位，杜甫只身北上，途中为叛胡军俘虏，押至长安。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关心仍是国家的光复。后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感动肃宗被任命左拾遗，但一直因救房馆之事不受肃宗重用而被贬。759年，杜甫弃官，原因主要是对政治和统治者一彻底的失望，在《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杜甫道:“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表达了对昏君的憎恨和政治理想的绝望。从青年时一代的期盼到亲身实践理想再到降官被贬，总体说来杜甫的政治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这期间的诗表现了杜甫的满怀希望、热切自信、忧伤委屈之情。在忠君报国思想的指引下，杜甫并没有找到治国平天下的报国之路，他自称“儒”，却生活穷困，回到家门听到的是家人因小儿子饿死的悲号之声，杜甫的内心承受巨大的伤痛，他自愧道“入门闻号眺，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即便如此，他仍旧坚持儒者一的节操。生活困窘时一，他说“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贝曾鲜十京兆》)，目睹不平时一他感叹“纵垮不饿是，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丈》)，晚年感到儒术难起时一他无奈地自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年岁已大，报国无望时一他更是感慨“社翟缠妖气，干戈送老儒”(《出江陵南浦》)，可见杜甫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继承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的精神。即便如此，时一代因素注定了杜甫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是一场悲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以说是杜甫政治生涯的饱含血泪的总结，忠君爱国和怀才不遇、忧国忧民和思念家人等思想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 　　与杜甫人生经历极为相似的郑珍在道光八年(1828年)考取秀才，“我年十七八，逸气摩空蟠。读书扫俗说，下笔如奔川。谓当立通籍，一快所欲宣。”(《阿卯碎日作》)少年时一代的郑珍充满了自信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道光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