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漱渝先生对陆建德先生的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治学之道.docVIP

论陈漱渝先生对陆建德先生的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治学之道 　　近来，陆建德先生连续发表多文，以当年女师大学潮为中心，用种种直言或曲笔，贬损鲁迅。陈漱渝先生对之进行了批评。其中有一文题曰《重提治学之道-从陆建德先生的两篇文章谈起》。此文开宗明义，首句即为:“我想重提治学之道，包括立场、观点、方法。”这表明，陈漱渝先生是极为看重治学之道的，而其治学之道的核心即是要讲求立场、观点、方法。事实上，倘若一个学人缺乏了此三点，也就难以作出经得起推敲的真学问。 　　第一首先是立场问题。诚如陈漱渝先生所言，当今时兴讲“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然而，学术就不涉及立场了吗?……衡量学术水平，就跟立场、观点、方法无关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学术水平不独不是与立场无关，而且是与立场问题关系极为密切，后者决定着前者的高下乃至真伪。 　　陈漱渝先生认为，陆建德的文章“常以臆想和编造代替事实，偏离了存真求实的基本学术立场。如，陆建德硬说，许广平的号“景宋”是鲁迅给取的，用反切的方法断言“景宋”即是“景苏”，也就是仰慕苏联之意。陈先生指出，这完全是出于陆建德的奇思妙想，并用许广平的母亲姓宋，许广平很早就用大量史实予以分析、论证，还特地指出当时教育部内部负责者的自省:北洋政府的教育次长马叙伦也认为杨荫榆“办理不善，亦难曲为讳护”，而女师大风潮发展到“今日之遭解散，不能不谓教育部设阱以陷之”陆建德怎么可能翻这个铁案!真可谓利令智昏。 　　第二，关于陆建德巧妙地诅咒鲁迅作品应该立即“灭亡”，陈先生则这样写道: 由于人们价值取向不同，恐怕难于达成共识。当下尊崇鲁迅的人仍然很多，认为鲁迅批判的时弊并未消亡，有些甚至变本加厉，恶性发展。但也有一些“学岌重洋”、在权威研究机构吃过棒禄的人热衷于解构颠覆鲁迅。我手头有一部孙乃修先生撰写的《思想的毁灭-鲁迅传》，明镜出版社2014年出版，就是一部试图全面颠覆鲁迅的著作。只不过他跟陆先生的看法略有不同:陆先生把女师大风潮归咎于“法日派”，而孙先生则把女师大风潮归咎于鲁迅的“婚外恋”。据该书封底的“作者介绍:“孙乃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这种解构鲁迅的文字跟鲁迅的文字相比，哪个会先“灭亡”呢?我认为时间可以说明一切。 　　第三，无论是正确的的观点抑或错误的观点的达成，都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所以，陈先生认为方法问题亦是治学之道的重要内容之一。陆建德为了给杨荫榆翻案和贬损鲁迅，其所用的方法大多为主观臆测、以偏概全甚至是无中生有的编造，有些己经属于学术道德范畴的问题了。为了达到贬损鲁迅的目的，他居然用莫须有的战术，发出“她那晚留宿了吗?”的叩问，引导读者进入关于鲁迅与许广平关系的“轻桃的”(陈漱渝批评陆语)想象中，从而达到抹黑鲁迅和许广平的下作目的。如果说此种方法还是具体操作的问题，那么从更大处着眼，陆先生的研究中则明显地存在着疏离唯物史观而以唯心史观考察问题的弊端。诚如陈先生所说:“研究英国文学的陆建德先生却在颠覆、解构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他几乎绕开了女师大风潮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身，而在一些周边人物身上大做文章，旁敲侧击，东拉西扯，把己经叙述明晰的一桩公案搞得云山雾罩，让不少读者感到莫衷一是。这是他自知自己的非正义性和满身破绽，所以不得不以云雾为衣裤。他先是无根无据地将李石曾和易培基判为“坏分子”，于是乎鲁迅和许广平就成为“坏分子”的工具。 　　他还曾这样写道:“只要读过俩地书》的人，都会独立得出鲁迅助他的广平兄驱杨的结论。]此处姑且不论其行文中的讥刺，不厚道，仅是其将一个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完全视为一两个人所导致和完成的，就是为了达成为杨荫榆平反的目的而对历史的任性歪曲。正如陈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良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人物的活动总是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女师大学生运动从发生、发展到结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一二政客背后煽动或绰号为鬼谷子的某教授出某些歪点子就能做到的。 　　最后，还想说一点，陈先生的批驳文章昭示出一种正义在胸、学理在握的立场与一种维护历史真相、民族精神的自信与豪迈(绝不像陆建德那样不与论敌交锋，不对陈提出的任何质疑回应或辩驳，而是采取“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装聋作盲的鸵鸟战术);但你还是会感到在这场批评中的陈漱渝先生的厚道。 　　陆建德的几篇文章，可以说极不厚道，对鲁迅的明嘲暗讽、明枪乱箭可谓俯拾即是，字里行间满溢着对鲁迅的轻薄与鄙视。在《母亲、女校长、问罪学》一文的内容提要中即声称杨荫榆离开夫家后有了经济权，并没有如鲁迅所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本来就是说女性出走后只有有了经济权才不会“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杨荫榆恰恰是鲁迅论说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