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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经学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影响 　　经学是从经典中寻求圣人之道的学问，是汉代以降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迥异于西方的核心要素。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不能不首先考察经学在其间所发生的具体作用与影响，兹初步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经学对古代学术文化的辐射式影响 　　《在子.天下篇》综论先秦学术，曾把未分化之前的学术称为“道术”，而把分化以后的不同流派的学术思想称作“方术”，认为方术为道术分裂而成。①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的确具有庄子所讲的这种不断分化演变的特点。然而，汉代以降，无论学术文化如何发展变化，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经学对学术文化始终发生着辐射式的影响。 　　先说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中国哲学起源甚早《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孟子》等古代典籍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内容，包括本体论、天人观、人性论、鬼神观等等。尤其是汉代以后，古代经学发展史与哲学发展史在很多地方是交叉重合的，经学家常常也是哲学家，如董仲舒、朱熹、王夫之、魏源等无不如此。从文化形态上看，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既是哲学，又与经学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魏晋玄学直接继承了汉代经学的解经形式与某些思想特质，既有发展又有联系。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说，肯定了三纲五常之“名教”的内容，不过是否定了“以名为教”的外在形式。 　　稽康《释私论》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②，也以对名位、德名的无所“矜尚”为前提，以“是非无措”、“大道无违”为目的，所谓的“大道”实际上就是儒家伦理道德。可见，魏晋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论，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礼教为特征的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与经学的基本观念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宋代的理学又称道学，讲心性理气，其基本范畴都源于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中庸》《孟子》诸书，为理学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另外，“心学”的确立也同样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而增加其权威性的。 　　经学直接影响了古代的法学，不论是法律思想、法律制度还是法律实践，都打上了显著的经学烙印。《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将天人感应思想引入法学，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谓“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①。董仲舒以爆爵秋》断狱，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经典本身尤其是三礼、《春秋》和《孝经》，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一方面，经学作为两汉时代的主要学说，成为指导法制实践的原则，引经决狱、原心定罪、以经注律就成为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在立法活动中，以礼入法，纳礼进律，礼法结合，对当时的法制建设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使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不断法典化。另外，经注的方式对于律令的注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思想内涵上看，可以说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传统史学著作都与经学尤其是“《春秋》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司马迁在状史公自序》中引董仲舒之言，说孔子处于乱世，不满于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志向不能推行，便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述，表明自己的是非观念“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②而司马迁写使记》，就是要上继《春秋》，为汉家树立一个辨别是非、善恶、贤与不肖的标准，提供一面分辨治乱得失的镜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称赞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③，这种“春秋笔法”直接影响到史学中义例之学的创立，如朱熹的《通鉴纲目》，整个凡例共分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等十九门，门下有目，目中有类，凡一百三十七条“大经大法”，全是一字定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这种“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④的义例之学，正是史学在形式上经学化的结果。 　　古文经学训话、校摊、考据、辨伪等学术方式，促成了古代语言文字学的建立。汉代的古文经学家特别强调名物训话对于治经的重要J险，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和第一部词典《尔雅》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gt;表》中谈到，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文字训话阐发“五经之道”。汉代以后，历代学者都重视并致力于经籍的注解，对经籍中难懂的字句从语义、语音以至文字写法等方面加以解释和说明，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文字研究资料，成为小学得以建立的基础。 　　文学的发展也颇受经学的影响。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通过各地的学校教育，尤其通过以经取士的途径灌输于士人的脑海中，致使文学创作者大都深受经学之濡染与影响。经学极为重视人的社会属性，相应的，在文学领域中则强调文学须反映人的社会生活，重视社会功用，教化至上便成了被广泛接受的文学观念。汉儒解《诗》极大地凸显诗的社会功能、政治作用，实际上是要求诗歌运用赋比兴的方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