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 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docVIP

论述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 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集数百位学者之力，历时二十年乃成，被誉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 “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王毓锉语)，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白先生在对全书进行统一规划的同时，给予编纂者充分的发挥空间，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使分卷各具特色，彼此相得益彰。 　　正如杜维运所言:“集体写史，兼采一人写史之长，是集体写史的理想方法。有一位卓越的史学家，领导全局，整体由一人规划，宛如大匠的造巨室，良将的用三军，则一部水准以上的历史巨著，将蟠然问世。”①本文拟以先秦卷为中心，从编纂学角度展开进一步探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中国通史》的编纂恰处于中国史学之转型时期。面对教条主义给史学发展带来的恶劣影响，大多数学者着手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本清源和理论创新工作，与此同时，一部分人有意淡化理论而埋头于考证，还有一部分人则尝试引入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②，史学逐渐步入“一主多元”的新时期。白先生正是最早打破僵局从事第一项工作的主要史家之一，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即开始主持编纂《中国通史纲要》。 　　1978年，他表示那种“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纲要》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原因正在于“打破了史学研究只能按照经典作家的某些现成‘结论’来诊释历史的模式，形成了真正能够从历史本身出发去实事求是地探讨历史问题的新思路”④。这一良好开端为大型通史的编纂指明了学术方向，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突出中国历史演进的民族特色。1983年，白先生明创造性地运 　　“历史理论上达到新的高度和反映历史丰富J险、生动性的要求，必须落实到编撰体裁这一载体之上。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裁形式的确定和运用，决定它所能容纳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⑩因此，单一体裁显然无法满足白先生对多层次反映复杂历史进程的要求，白先生创造性地采用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⑩，为历史写作提供了极为广大的包容量。此项创举的诞生，既是他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又是近代以来中西史学融合和史书体裁发展的必然，学者对此己有精湛论述。 　　白先生明确指出: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④他既强调体裁体例的统一，又明言不能拘泥于形式上的一致，从而为分卷根据不同时期特点对新综合体加以灵活运用和发挥众多编纂者的学术特长提供了充足空间。先秦卷编者成功运用这一带有创造性的新式体裁，以四体配合的方式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 　　序说并未流于简单介绍，而是吸收中西书序之长，按照基本史料、研究概况及编纂旨趣的思路充分展开。著者分五经、史地书、诸子、辞赋等四大类，扼要而具体地阐明先秦历史文献的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对其成书年代、真伪及今古文异同等问题，均作出公允判断和必要考订，且多采用几种文献合并、比较叙述的方法;对于出土资料，也以丰厚的考古学基础予以详述，提纲掣领，条分缕借助考古学知识“再现”客观上古史。 除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创新发展之外，《中国通史》还承载着时代赋予的另一项使命，即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纠正脱离史料的空论之风。一次成功的历史编纂，绝离不开对史料的严格审查和对史实的周密考证，因为“再现”客观历史是历史编纂学的首要任务。 　　如著者对王国维在商周史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以高度评价，认为他“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资产阶级实证论，在释读金文和甲骨文的基础上，以甲骨文证殷史，以金文证周史，在我国商周史的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话考据工作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勿。 　　“二重证据法”的产生，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引起的史学方法上的革命，后经学者们的发展，不仅地下证据由文字转向实物，而且人类学的民族调查等也逐渐参与其中，从而演变为“多重证据法’。《中国通史》有关远古时代的叙述正是采用了这一方法，而先秦卷虽也在某些地方参照了如凉山彝族的民族资料，但贯穿全篇的则是文献与出土资料的互证，即借助考古学知识。 　　总之，著者于“再现”上古历史的过程中，对考古学知识的运用，远远超过了前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历史叙述之准确性和客观性。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⑩换言之，史学的社nUG会化即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历史编纂，而历史编纂最终要落实到文字表述上以供人阅读，这是整个编纂过程至关重要的环节，将直接影响社会传播范凰《中国通史》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发行量近百万册，与其别出心裁、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密切相关。白先生明确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