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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的探究 　　历史哲学发展至以海登bull;怀特为代表的叙事学转向，意味着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历史著作上，怀特所提出的“元史学”实际上就是指称一种叙事层面上的历史。历史著作在怀特看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被发现的部分，也就是历史事件;一是被建构的部分，就是史学家所应用的三种策略[情节化(伦理层面)、形式论证(认知层面)、意识形态蕴涵(伦理层面)];一是诗性的比喻预构。他讨论的重点是后面两点，旨在探索史学著作中的诗性结构。怀特认为，在“元史学”中，叙事的理解和阐释成分往往融合在一起，以至于消解了再现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或合理地解释它何以如此发生的原因的权威性。他进一步分析出史学家应用三种解释策略来达到解释效果，每种解释策略又有四种可能的演说模式，同时，四种比喻预构策略--隐喻、提喻、转喻和反讽，与史学家在其著作中使用的种种解释模式相互呼应，从而构成史学家的风格特征。尽管怀特的史学观念惊世骇俗，几乎改写了历史真实性的面目，但他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尤其是其历史书写理论极具结构主义风范的分析模式，更是借鉴了多位思想家的理论精华。本文旨在彰显怀特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形成轨迹，追溯其理论的诗性根源。 　　一、历史的阐释--叙事主义的形成 　　首先要清楚的是，历史通过书写来传达，那么历史学家的写作过程必然包含两个步骤：去除史学家认为多余的历史事实和填补历史资料欠缺的空白部分。因为，历史学家所能获得的材料和文献不是过多就是过少，这也就意味着它无法简约阐释成分。 　　怀特对历史叙事性的论述首先集中在对历史阐释性的肯定上。阐释不同于解释，解释倾向于强调历史的客观成分，而阐释则更关注史学家的主观因素，怀特认为二者相互对立。兰克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历史解释是寻求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为文献中报告的事件提供准确详尽的重建，他们只描述历史现象但不探究历史何以如此的原因，压抑阐释的冲动，以尽可能的“客观”精神对历史进行再现。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阐释的排斥是激起怀特写作《元史学》的关键因素。 　　一个历史叙事不能全然由充分解释构成，其中充斥着既定事实与假定事实。黑格尔、德罗伊森、尼采和克罗齐拒斥这种解释观念，他们把阐释看作历史修纂的灵魂，并且各自确立了四种阐释模式。黑格尔区分了“原始性”历史和“反思性”历史，得出史学家本质上的诗性理解能够被纳入意识之中，并转化成一种有关整体过程的喜剧式想象，他将这种反思性历史修纂分为普遍的、实用的、批判的和概念的。德罗伊森明确指出，“历史方法的本质是一种理解的研究，是阐释。”他区分出了历史书写的四种可行的阐释策略：因果的，条件的，心理的和伦理的。尼采坚持认为，历史修纂中阐释是必要的，这是由历史学家所努力达到的那种“客观性”所决定的。他在《历史的使用与滥用》中提出四种再现历史的方法：纪念的、古物收藏的、批判的和他自己所用的“超历史的”方法。而克罗齐则提出四种不同的哲学立场：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批判的。 　　无论如何划分，他们的一致认为，历史学家本身参与了历史叙事的建构。我们面对这种建构，需要将史学家的自身经验与其所应用的阐释策略区分开来。在《野性的思维》中，克劳德 bull; 列维 - 斯特劳斯指出，任何历史叙事的形式一致性只含有一个“骗人的纲要”，这是历史学家强加于大量材料之上的，这些材料只能在最广延的意义上才能称作“数据”。也就是说，历史事件本身只是一些无序零散的材料，而史学家为了达到某种阐释效果才构建了一种连续性。列维 - 斯特劳斯在这一建构中看到了历史事实概念的二律背反--每一个“真实发生的事”都可以化解为“无数的个人时刻”。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事实决不是“给予”历史学家的，而是由历史学家本人“借助抽象手法，仿佛在无限倒退的威胁之下”“建构”的。 　　至此，阐释性已经成为历史哲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和阐释并不体现主体与客体的分立。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释义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有效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伽达默尔所说的历史理解正是历史的阐释性，他反对研究历史的“科学客观主义”态度，在他看来，历史学家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对其进行研究，理解者总是带着某种成见去理解。而且，我们理解历史的过程实际上也参与了历史。同时，伽达默尔也反对黑格尔和狄尔泰等人的纯粹主观主义态度。他认为，“历史先于我和我的反思”。所以，在伽达默尔眼中，历史既不是客观对象，也不是绝对精神和生命自我的体现，它是一种主客体的交融。“在一切理解中，都有这种效果历史的力在起作用，无论我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