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同视觉文化“权力”运作下的中国民间舞蹈.docVIP

谈不同视觉文化“权力”运作下的中国民间舞蹈 　　在多元文化的浸润下，视觉所行使的权力是强大的。也正因这一权力的不同，形成了对同一物种(舞种)的不同见解。如果说，“文化”一词在社会语境中的表义是浅显易懂的。那么形成文化背后的交织因素则是深不可测的。 　　一、“文化生态圈”决定视觉权力 　　笔者认为，舞蹈是在人类的“视觉”和“动觉”的审美过程中形成的。换言之，是在不同人群从生理(视觉、动觉)到心理(情感、体验)的反应过程中所决定，决定的标准即为“视觉权力”，这种权力为每个人所共有。民间舞蹈作为舞蹈的子项，对其又是如何定义的?同样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不同的人对民间舞蹈有不同的看法，定义也是众说纷纭。在学术界的概念里，“它是由劳动群众直接创作，又在劳动群众中传承，而且仍在流传的舞蹈形式，它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点，既表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背景，又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注入新的成分。”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即使是同样的人群中也会出现对舞蹈不同的理解角度与侧重点。因此，舞蹈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学术定义，而是在不同人群视觉文化权力的作用下，产生各自的理解与感悟。关键在于人处于何种文化生态圈中。所谓“文化生态圈”就是通常意义上社会概念中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是支撑万物的载体，是精神存在的躯壳，社会正是构建于空间之中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空间。社会形态存在于非抽象的、具体生动的空间之中，并且在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作用下产生了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空间。也正是由于物质生产方式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分工人群，从而使不同的人群站在各自的社会场域中，在与“同一舞蹈范畴”相区别时，具有各自的概念及认定标准。本文中笔者站在中国民间舞身份认同的视角，以民间艺人、二老艺人、职业舞者三者相互联系的共时性关系身份为例，阐述在各自的视觉权力作用下，不同身份人群对中国民间舞蹈的不同定义。 　　(一)民间艺人 　　活跃于当代满族秧歌圈内，被称之为“风摆柳”的巴俊英、“碎摆头”的小俞(均为辽宁抚顺当地秧歌民间艺人)等舞者即属于民间艺人的范畴。从中国民间舞蹈的本质角度来说，民间艺人当属第一层身份。在民间舞蹈的文化传承中，民间艺人与职业舞者既是主要的传承者，也是为该舞蹈注入生命的创作者。民间艺人的表演场地就是自己土生土长的社会空间。在汉字中，“艺人”的繁体字为“藝人”，泛指插秧耕田的劳动人民，此外还指具有“才艺之人”，后者多指杂技等演员(多为乡土技艺)。由此可见，民间艺人最初的社会身份是农民，由“产食务农”的生产分工所决定的。民间舞蹈是由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继承、发展的，而民间艺人则是民间舞蹈传承发展的源头和原生群体。但从现实意义上看，正如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美国戏剧导演兼理论家)所说：“政治家表演的是权力，而艺术家的权力则是表演。”虽然民间艺人与民间舞蹈之间的距离最近，但他们的话语权、影响力却有限，身份也不及舞蹈教育家、舞蹈表演家等更受到重视，这一现象是由他们的生态环境等要素所决定的，也是由其个人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所决定的。农民常年生活于乡村田间，信息交流相对闭塞，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制约了他们对民间舞蹈更深刻的理解能力。在民间艺人眼里，民间舞蹈的定义就是“美的、开心、快乐、世代相传、逢年必跳、走场、布阵、禁忌……”笔者于2014年农历正月十五期间，在山东海阳地区采访了两位民间艺人。谈话记录如下：采访一：“您认为什么是海阳秧歌舞蹈?您腰上佩戴的刀有何寓意?”一位艺人回答：“舞蹈对我来说，就是开心、喜悦、美好。我上几代的人就开始跳了，我后来也跟着跳。我腰上佩戴的刀代表着保家卫国、振兴安邦之意。”采访二：“您手里拿的伞有何寓意呢?”一位艺人回答：“这是我在市集里花5块钱买的。” 　　以上话语看似好笑，但意义深远。站在舞蹈调查者的角度而言，“民间艺人文化浅薄，只会跳舞，却不知其所以然。”但站在文化人类学整体性的视角来看，笔者认为，应该以文化相对性的态度，平等地看待处于某一具体历史、环境和社会之中的人群。对于处于不同社会身份人群的所思所想，没有必要将概念强压于这一群体当中。正如，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 -1978年)所说：“我们往往习惯于把构成我们文化组成部分的全部行为和那些我们自动遵循的标准当成是通见于全人类的。”舞蹈研究者对民间艺人的思想、情感冲突研究较少，要想对他们的思想意图进行直接挖掘、梳理相对困难，只有深入到他的肢体运动之中，才能理解其对舞蹈的情感体验。民间艺人的个体身体语言总是融入在固定的舞蹈圈子的身体文化系统之中，在集体意识影响下，用身体来展示民间艺人所理解的舞蹈之美。例如，当满族秧歌民间艺人赵国贵“蹶地而起，踏地而落”时，在民间艺人们的视觉权力作用下，这一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