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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关于制定“一带一路”出版业走出去相关规划的思考 　　1 　　2 300 多年前，陆上丝绸之路以中国西安为起点，由河西走廊出新疆，经巴基斯坦，再由西亚抵达欧洲大陆，成为贯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通要道，为中国与这些地区架起一座沟通桥梁，将人类不同地区的文明紧密联系起来。海上丝绸之路与路上丝路几乎同时起步，滥觞于秦汉，兴盛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然而，随着海洋文明的勃兴，古代海上丝路的辉煌印记势必召唤着中华海洋文化的重建。2013 年，中国“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进一步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力求与沿线国家建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合作共建中，文化交流应当是我国与相关各国最具有基础价值、最便于沟通而成本又比较低的重要方面。文化交流乃至实现文化包容，是实现政治互信、经济交融必不可少的基础，这是文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相比较于政治、经济成果获取，文化交流投入的性价比又往往是适宜的。试举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文化交流为例。 　　一是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交流。较之于其他地区各国，我国与之交流具有独特之处。首先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有的甚至一衣带水，鸡犬之声相闻，世代往来不断，加上文化相通、历史相似，具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在文化元素、社会价值观等许多方面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加强文化交流势必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二是与中东欧16 国的合作交流。中东欧16 国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与我国合作交流则另有独到地方。首先是在20 世纪历史上我国与其中大多数国家有过较为密切的政治文化交流，而互相之间又不存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利益纠纷，且对于彼此的文化形态并不难以理解。刚刚闭幕的第23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东欧16 国作为主宾国参展，其展位上活动密集，人头攒动，可以看出我国与中东欧16 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亲切感要远大于陌生感。三是如阿拉伯地区各国、非洲相关国家等，我国与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有的是在民族独立自主意识上具有共识，有的是在国际交往中关系友善，而且大都在历史上有过美好记忆，这些都应当成为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开展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 　　2 　　在开展“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出版业具有许多其他文化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出版业国际交流合作形式多样。从产品形态到版权形态乃至产业形态，出版业交流合作的运作都比较便于操作。出版物产品进出口早已经是轻车熟路。我国图书实物出口自2003 至2013 年增加了4.62 倍，突破1 亿美元。当然，我国出口量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还要有更多适销对路的出版物直接出口。出版物版权交易成为出版业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路径。在出版物版权交易业务方面，我国版权引进输出比例已经从2003 年的15∶1 缩小到2015 年的1.6∶1 以内，这当中有政策扶持的因素，更有出版业版权交易能力快速提高的因素，还有我国出版物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原因。与此同时，我国出版业跨国投资创办企业也已经取得初步的突破。 　　如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8 500 万美元收购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童书业务及其在德国等海外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资产，即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突出案例。我国出版业已经开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创办出版发行企业，但迄今为止，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那样的突出案例再未出现。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2007-2009年我国出版业在海外投资设立分支机构共10 家，100%在西方发达国家;此后这个比例明显下降，近6 年共投资设立机构116 家，只有48%设立在西方发达国家。过去10 多年来，出版业一直致力于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现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 　　其次，出版业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各种形式中，可以量力而行，审慎持续推进。相比较一部电影、一台大戏、一个展览走出去，一部出版物乃至一套出版物走出去的成本要低得多，出版单位可以量力而行，看市场大小再计算成本，小大由之。即便是走出去创办出版企业，也是这个原则。可以做大投资，大到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也可以做小投入，小到一间房二个人开“夫妻店”，生产出来的出版物同样可以影响社会，持续发挥作用。 　　再者，最重要的是，出版物对于文化交流最能发挥深层次、持续不断的作用。一部电影可以感动人，一部大戏可以震撼人，一次展览可以激发人，可是，没有不散的电影和戏剧，展览档期总要过去，而一本小书，却可以随时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