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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系统构成及其潜在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市民化的“离散认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所有国家的城市化而言都扮演着关键性作用，它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作为典型的农民大国，中国近三十年来集中经历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转型过程，农民不断突破原有的身份边界，广泛地参与到了城市分工体系中来。若2020 年中国城市化程度达到57%左右，届时总人口以14.4 亿计，则在未来20 年，中国须从农村向城市转入3 亿左右的人口，即每年从农村转入约1500 万人口。 　　在本质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一个社会基本结构的转型，它同时包含横向( 水平) 和纵向( 垂直) 两个方面。从横向来看，市民化意味着人们从相对较小的农村社区进入相对较大的非农业社区，其主要涉及地理空间上的横向移动; 从纵向来看，市民化包括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转型，其主要涉及社会经济维度上的纵向移动。与其他国家的乡-城移民相比，中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较强的特殊性。这一方面源自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阻滞使市民化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选择性特点，并且带来“有流动无迁移”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市民化的进程并非表现为一种城市性对乡村性的断裂性替代，而是充斥着城-乡间彼此缠绕的互动、联系和徘徊。另一方面，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同时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而这三个进程通常是紧密相关的。毫无疑问，有序地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现代工商业主导的城市分工体系，并实现其身份、角色的全面转型，这涉及到多个领域和多个层次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民化本身构成了一个内在不断产生关联效应的复杂系统，并更多地表现为连续而非离散的动态过程。然而，以往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重视市民化的系统性及其内在的关联效应，尤其因“分解”的研究路线，过度解组了市民化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带来了对于市民化的离散认识。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种理论视角之中: 　　第一种笔者称之为“转型阶段论”，即将市民化单向框定在一个从“农民”到“市民”的线性转型路径之中，并将市民化离散地归纳为“地点转换、职业转换、身份转换”的阶段模式。尽管其有助于归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般规律，但却因离散的划分而忽视了不同阶段之间的关联性，不同群体实现路径的差异性以及市民化所具有的多向性; 　　第二种笔者称之为“城乡二元论”，即将市民化简单理解为城市性对乡村性的全面替代，忽视了市民化过程中的城乡关联性。同时，“城乡二元论”将市民化置于城乡二元的描述框架下，将农村仅视为流出地，将城市仅视为流入地。由此产生了城市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和乡村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忽视了长时期“乡-人-城”的关系演变以及城乡之间的资源对流; 　　第三种笔者称之为“独立归因论”，即聚焦于对市民化的特定方面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单一考察。比如在有关市民化的制度研究中，将影响市民化的制度视为独立的解释变量或者是众多解释变量中的一个，而较少地关注到制度之间( 正式制度-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之间的关联。正因如此，以往对于市民化的“离散认识”应当在理论上得到反思。对于“农民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城市的永久定居者”这一经典问题的回答，应当更多地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乡流动( 包括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流动) 放在一个开放、流动的复杂系统中加以考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系统取向的市民化研究应当更多地被倡导。 　　事实上，倡导系统取向的市民化研究同样可以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得到回应。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由于对迁移动因和迁移距离的聚焦，西方“乡-城”移民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推-拉”模型的简单解释。然而，不断多元化的迁移类型在增添数理统计复杂性的同时，也宣告了简单解释模式的缺陷。特别是随着移民现象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和多面性，1980 年代末以来的移民研究将研究对象转向了“移民系统”，并致力于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以及流出地-流入地的分析综合。 移民系统的研究者认为: 以往对于移民的简单认识应当转变，“移民”应当被视为更大互动进程中的一个部分来看待。在移民研究中，“移民系统”被定义为一种空间构成，它包含了移民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制度框架内，依靠各种社会网络而维系的，移民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和关系网络中，凭着自身的人力资本而不断地流动与互动，以此来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开放和流动的移民系统。如阿金·马博贡耶( Akin Mabogunje) 所言: 移民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尽管它受制于许多因素的影响，但一旦这个系统形成，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