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规划.doc

主要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规划 （2016-2020年） 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良种是支撑现代种业发展的基础。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号）和《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号)，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制订本规划。 一、发展现状与需求 （一）发展现状 优良品种选育为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作出重要贡献 建国以来，我国育成农作物新品种达20000余个，实现5～6次新品种大规模更新换代，推广了一批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例如杂交稻（汕优63、两优培九、扬两优6号、Y两优1号等）、优质高产小麦（扬麦158、郑麦9023、济麦22、矮抗58等）、杂交玉米（中单2号、丹玉13、掖单13、农大108、浚单20、郑单958等）、高产广适大豆（中黄13等）、转基因抗虫棉（中棉29、中棉所41、鲁棉研15等）、双低油菜（中双11号、华油杂62等）等优良品种，良种供应能力显著提高，良种覆盖率达到96%，品种对提高单产的贡献率达43%。农作物新品种对确保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总体上，我国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杂交油菜、杂交小麦、杂交大豆等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杂交玉米、优质小麦、蔬菜等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农作物育种技术创新成效显著 我国农作物育种技术先后经历了优良农家品种筛选、矮化育种、杂种优势利用、分子育种等发展阶段。杂种优势利用有力提升了作物生产能力，推动了现代种业发展。野生稻雄性不育胞质的发现和应用诞生了三系杂交稻，光温敏核不育水稻资源的发现和应用诞生了两系法杂交稻，促使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向更高水平发展，水稻产量大幅度提升。此外，玉米、油菜、棉花、蔬菜等主要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技术不断创新并得到有效应用。应用花药培养、组织细胞培养、原生质体等细胞工程技术及诱变育种技术，育成一批小麦、水稻和油菜等作物新品种。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分子标记和转基因育种为代表的分子育种技术开始用于育种实践，利用基于分子标记选择与常规技术结合的分子标记育种技术体系，创制了一批大面积推广的农作物新品种。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级、省地级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等科教单位始终是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主体，育成了90%以上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对我国种业科技发展和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各类科技计划（863、科技支撑计划等）的实施，有效推动了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格局，包括以国家级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为主体的农业重大基础理论研究体系；以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涉农大学和涉农重点企业参与形成的重大关键技术研究体系；以区域省级农业科研机构、农业大学为主体的区域创新体系；涵盖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作物改良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的基地平台体系。近年来，种子企业实力明显增强，培育了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市场集中度逐步提高。 我国主要农作物育种科技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具备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成果推广等创新与应用能力，基本满足了农业生产对品种的需求，但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作物良种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在技术创新和产权专利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种质资源创新不足，有育种利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基因少，重大新品种缺乏。二是种业企业尚未成为良种科技投资和创新主体，我国现有的5940多家种子公司，其中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上的有1136家，绝大多数种子企业尚没有健全的研发体系，只有极少数的种子企业具有商业化育种能力。三是现行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难以满足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种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种质资源、基因发掘、育种技术、品种选育、良种繁育与产业化推广脱节，良种科技研发与商业化种业发展机制尚未健全；另一方面，我国对良种科技攻关和种业发展管理部门多，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机制，在核心技术创新、重大技术的工程化集成和熟化能力创新方面，缺少大兵团攻关和协同运作，限制了重大品种的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整合资源，形成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紧密结合、运行高效的良种科技创新机制。 强化良种科技创新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迫切要求 粮食安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人均占有粮食要达到437公斤。然而，我国粮食安全在新的时期却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一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将使得耕地资源逐步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