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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真正含义------呼唤王者归来 2012年05月28日 10:02:57 翟玉忠 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办标志着现代化大学的诞生。当时，德国是欧洲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现代化大学为工业培育人才的功利主义目标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精英在内忧外患大敌当前时大规模兴办西式大学的目的。 一百多年来，没有人否定现代中国西式大学在培养国家急需的实用人才上作出的贡献。然而，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中国现代西式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本土大学教育与现代西式大学教育的不同。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中国已无本土大学(太学)，只有传播西方五花八门理论的现代西式大学——这些理论(特别是人文领域的理论)是基于西方现实历史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极大多数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现实。 数千年来，中国本土大学以修证大道，完善人格，经世济民为宗旨。而西式大学尽管高高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帜，事实上只是研习知识的组织机构——由于其学术理论常常与中国社会现实严重脱离甚至背离，很容易成为“入乎耳，出乎口”的记问之学。 宋代学者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指出，《礼记·大学》本是古代大学用来教人的准则，以恢复仁、义、礼、智之性。他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 而明代憨山大师认为，《大学》是讲大人之学的，是超越学校教育的人人毕生的功课。他在《大学纲目决疑》中说：“以天下人见的小，都是小人。不得称为大人者，以所学的都是小方法，即如诸子百家、奇谋异数，不过一曲之见，纵学得成，只成得个小人。若肯反求自己本有心性，一旦了悟，当下便是大人。以所学者大，故曰大学。” 《大学》的主旨是阐发三纲八目，它内圣外王，无所不包。所谓“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纲目决疑》释云：“大学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见，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己心体，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个个都悟得与我一般，大家都不是旧时知见，斩新(即“崭新”——笔者注)作一番事业，无人无我，共享太平，故曰在亲民。其次为己为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彻底处，方才罢手，故曰再止于至善。果能学得这三件事，便是大人。” 纲举而目张，所谓“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从自心格物开始，终之以平天下，大道一以贯之。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物”不是一些宋儒所说的外界物质，而是指物欲，私欲，因为人只有格除了私欲，才能不为外物所蔽，得大智慧。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解释说：“孔子以格物致知，为诚意正心之本。程朱误认‘物’字，为天下事物之物。不知此‘物’字，乃指当人心中不合理之私欲而言，非外物也。以心有不合理之私欲，则其知见便不正，而是是非非均失其当。如人爱妻爱子，其妻子再不好，他总觉得好。以正知为私欲障蔽，而成偏邪。若格去此爱，则此妻与子之不好，自然悉知悉见矣。格物致知，方能诚意正心。虽一字不识之人, 亦做得到。”(《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复顾德谷居士书》) 反观现代中国西式的大学，忽视心性修养，传统伦理教育又不能从蒙童起，导致大学人文教育不得力，几乎成为专门生产“为人”知识的“学术”机构，甚至多是为先贤所讥的“记问之学”。《礼记·学记第十八》直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经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北宋王安石解释说，为己，学者之本也;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王安石全集·杨墨》) 今天的中国西式大学本末倒置，“谬用其心”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因为 “为人之学”已经以“现代化”的名义机构化、固化了。 志于道，终乎圣 为了让习惯于文化自虐的现代学者理解中国“古之大学”教育思想的优势所在，我们需要认清古代为学的根本目的：“志于道”，“终乎圣”。 对大道的孜孜以求是中国学术最显著特点，是儒释道的核心所在。《礼记·大学》一言以蔽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本”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大学》接着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在《论语》中，孔子对为学首先要“志于道”更是三致意焉! 《论语·里仁篇第四》中记孔子言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告诉我们，修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