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妥协与民国初年政治转型的拐点.docVIP

政治妥协与民国初年政治转型的拐点 　　内容摘要 民国初年的政治发展，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民主转型过程，1913年国会制宪时刻出现政治拐点。虽然《天坛宪法草案》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完成，但是由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多数激进派议员的不妥协立场，以及宪法草案中“超议会制”政体制度的设计，最终粉碎了袁世凯实现总统制的政治企图。民初政治转型失去北洋集团的支持，转型失败的结局在所难免。从历史经验来看，转型成败的关键要素――政治妥协，特别是制度性妥协决定了民初政治转型的走向。 　　关 键 词 政治妥协 政治转型 民国初年 　　作 者 严泉，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444）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大学中国史项目“中国社会治理史” 　　在20世纪初全球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辛亥革命迎来了远东第一共和在中国的诞生。南北统一之后，从《临时约法》的颁行、竞争性议会选举的开展、言论出版的自由，到国会政治的运作与宪法草案的制定，民初中国（1912～1913）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民主转型过程。将民初政治放在政治转型这一框架下来考察和讨论，无疑会给后人重要的警示与启发。政治转型成败的关键要素――政治妥协，更是与民初转型结局密切相关。 　　国会制宪：政治拐点的出现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民国国会在北京成立。根据《国会组织法》与国会有关议事规则规定，宪法制定必须经过起草、审议与表决三个阶段。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草案完成后再经过国会宪法审议会审议，最后由国会宪法会议表决通过。宪法起草委员会从1913年7月21日开始，至10月31日结束宪法草案的三读，共开会33次，历时近三个半月。从第4次会议开始时，会议地点改在天坛祈年殿，所以最后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被称为《天坛宪法草案》。 　　在国会制宪活动进行时，有两件政治事件备受关注。一是“二次革命”爆发后制宪议员徐秀钧被捕事件。徐秀钧被捕的理由是作为反袁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京的密探，参与叛乱。事实上徐作为一名国民党职业革命家，在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就力主五省合纵反袁。[1]作为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反袁的中坚分子，徐很快在九江被袁世凯派人处死。二是发生在8月27日的八议员被捕事件，其中制宪议员有褚辅成、刘恩格、赵世钰、张我华4人。袁政府称这些人与南方革命党人互相勾结，秘密从事暗杀活动。[2] 　　袁世凯此时对自己行动目的所作的解释是公开与坦率的。他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解散国会，并为此寻找借口。袁的燃眉之急还是镇压北京的国民党激进分子反袁活动，维护局势稳定，保障自身安全。当时在北京的一些国民党人的秘密反袁活动非常活跃。最著名的是黄兴组织的“血光团”暗杀袁世凯行动。据当时国民党议员、主要当事人谢持回忆：“民国二年，（余）被选为参议员，袁世凯之欲帝也，以杀宋（教仁）而益著，黄复生与余欲去之，遂由沪挟炸药并黄克强先生交3000元而往北京。”虽然这一行动最后流产，但是也弄得北京的政客们心惊胆跳。[3]“二次革命”期间，袁对国民党人在京的秘密活动更是非常敏感与重视，他必定要不择手段采取搜捕行动。过去流行的说法认为袁逮捕议员的目的是破坏国会制宪工作，其实并不是十分准确。 　　在宪法草案即将完成阶段，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增修临时约法部分条文、政府派员列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等要求。宪法草案内容与国会的执着立场终于激发北洋派与拥袁力量的强烈不满，民国初年政治转型的拐点开始出现。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公开表示反对宪法草案，认为：“草案内谬点甚多”，“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4]北洋派与拥袁的各省军政长官也纷纷通电指斥宪法草案。为阻止宪法草案成立，袁世凯在11月4日下令取缔国民党议员资格，其中包括汤漪、张耀曾、孙润宇、易宗夔等28名制宪议员，剩余32人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国会两院议员共438人被取消议员资格，剩余议员也不足法定人数，宪法会议遂停止工作。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取消国会残存议员职务，并非法宣布解散国会。至此，国会制宪活动完全失败，民国初年民主转型进程被迫中断，中国开始了袁世凯的威权统治。 　　后人每当回顾这段历史时，普遍的看法是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扼杀了初生的民主政治，并要为这次民主转型的失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但是正如有学者在评价辛亥革命历史结局时指出，过去人们主观认为袁世凯上台就注定了他在数年后必然要搞帝制，这种以事物的结果来代替其过程分析的方法不啻是宿命论和历史功利主义方法。后人所了解的历史都是已经凝固而且再简单不过的既成事实，而某些既成事实的原型在凝固成历史之前，往往是错综复杂和变幻多端的。[5]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扬格的研究也表明，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正处于一个政治选择的不确定时期。[6]应该承认的事实是，即使对宪政民主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