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传播”.docVIP

漫话“传播” 　　吾生也晚。据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的盛况。我猜想，那应该不是一个上百人争抢话筒比谁的嗓门儿更高的场面。所谓“争鸣”，应该是一种自由发表意见、充分交流观点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但不管是“发表意见”，还是“交流观点”，前提是要去“游说”，“周游列国”或者亲往稷下学宫去讲授。总之，您得移动尊驾，亲自走一趟。那情形，大约是坐一辆木轮牛车，沉甸甸地拉着那些记载着意见和观点的竹简，咿咿呀呀地上路。千山万水、风餐露宿，走到陈蔡之地时，还可能断炊甚至被追打。 　　后来不必这样了。到了汉朝，有人发明了造纸术，有了纸，书写和传阅变得简单而便利。西晋太康年间有位文学家，姓左名思字太冲，他写了《三都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竞相传抄，弄得洛阳纸价上涨。有好事者造了个“洛阳纸贵”的新词儿，专为夸人文章漂亮。左思的《三都赋》不胫而走，不劳左先生走州过府、大街小巷地上门送货。 　　再后来，唐朝，有人发明了雕版印刷。只可惜，那时印刷是个奢侈品，寻常人家是不方便用的。据说，当年只有佛经和长孙皇后的著作《女则》，享用了这种高新技术。 　　又后来，宋朝，有人发明了活字印刷。从“雕版”到“活字”是一场革命，从此，“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真正成了知识和思想传播的载体。 　　于是读书成为时尚。成书于宋代的《神童诗》，开篇就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时候，只要家有隔夜粮，心存鸿鹄志，年轻人都酷爱读书。“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点灯熬油、废寝忘食地读，待到读得滚瓜烂熟或者自以为滚瓜烂熟时，便去参加朝廷的“考级”。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一路考下去，考了上千年。 　　问题来了。一本书，就算它是圣贤书，被那些冬烘腐儒囫囵吞枣、寻章摘句地啃噬了上千年之后，你“两耳不闻窗外事”，书虫似的将它再嚼一遍，就算是倒背如流，能流出多少真知灼见！当读书成为科举的“敲门砖”时，或者更广泛地说，当书本成为一种被崇拜和迷信的律条时，其本质就是禁锢思想的枷锁和窠臼，与传播没有什么关系了。 　　古人有一个省心省力的传播方式：题壁。 　　据考证，关于“题壁”的最早记载，见于《梁书?简文帝本记》。侯景之乱，简文帝被废。曾于囚室中“题壁自序”并作《连珠》二首，慨叹命运，“文甚凄怆”。梁太宗题壁，当然是想“传播”，但毕竟题写在囚室之内，于“传播”会有些障碍。 　　唐朝，题壁蔚成风气。元稹曾为白居易的诗集作序，谈到白居易诗歌流传广布，有“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之语。更有甚者，如《全唐诗》所记，寒山“尝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屋壁所写文句三百余首，今编诗一卷”。可见诗僧寒山的作品，首次发表时，竟然都是“题壁”。 　　宋朝，题壁热情不减。宋代诗人张表臣游镇江甘露寺，将自己的近作《蓦山溪?楼横北固》题写在寺院墙壁上。寺僧抱怨说：“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写了。”张表臣笑答：“壁间之题，漫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风也。”可见，甘露寺的墙壁，总是抹平了、刷白了，又被文人墨客写满了，寺僧早已无可奈何。 　　题壁成为一种诗词传播方式，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为了方便题诗，寺院驿站、邮亭客舍，大都备有专用的诗板、诗牌，满足文人墨客题写诗词之需。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记载：“澧阳道旁有甘泉寺，因莱公、丁谓曾留行记，从而题咏者甚众，碑牌满屋。”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辉顷随侍赵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碑牌满屋”、“莫知其数”，足见题壁风习之盛。 　　最富盛名的题壁诗，是崔颢的《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作脍炙人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甚至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我们不说诗，只谈题壁。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崔颢“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 　　崔颢登黄鹤楼题壁，佳景佳作，毋需多说，要说的是李白的“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对这段传说，历来是见山见水、见仁见智。有人看见李白对崔颢的赞赏，有人看见李白甘拜下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只是个传说，并非史实。我也觉得，这个段子传说的成分更大些。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传说就此传开，一直传到了今天。这件事背后，其实是一种公众文化心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愿意让李白登黄鹤楼，和崔颢的题诗面对面；愿意看高手打擂，英雄争霸；愿意听李白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为有这么多的“愿意”，游人如织的黄鹤楼，就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岂止是黄鹤楼，一切输赢成败关乎声名高下、利益取舍的地方，都配得上这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