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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的文学立场 　　摘 要：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里，由于政治的原因王力在文学创作上选择以“隐喻”“幽默”“豁达”的文化策略来阐明自己的文学立场，透过王力文学幽默纯正的文本，让我们潜入他“匡扶正义”的精神世界，感受他博大精深的中西文化铸就的幽默“高深哲学”的民族主义生命本体的生存意义。 　　关键词：文学立场 “隐喻” “幽默” “哲学” 　　自现代散文从西方舶来之后，它以“形式的自由”一直受到五四以来的文学家们的青睐。虽然散文这种文体古已有之，但是形式的解放却是五四时期开始的。周作人曾经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这样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1}说的是现代散文发生“内应”的关系。刘锡庆在回顾现代散文特征时说：“散文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时代之精神、个人之情思最真切、最诚挚的流露与宣泄，它具有用母语写作的历史积淀性和民族文化稳定的传承性”{2}，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着重关注散文，是因为其“个人情思的真切”以及“写作的自由”“随性”等因素。就因散文具有“真实性”的特征（散文同时也具有史料性的特征），我们从散文来体察作家的生命情怀以及文学立场姿态，将是一种有效性的考据。 　　一 　　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战争状态，北方战乱，使得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学校南迁，学生南迁，知识分子南迁，西南成为40年代的文化“中心”。很多知识分子在西南联大教职，教学之余搞文学创作，一来是补贴家用，二来难得的“平静日子”读书写作，王力先生就是这样的作家，他在《生活导报》开辟专栏，有一篇文章《生活导报和我》解析了他为什么写小品文，那“完全是为稿费”，接着又说是环境的使然。可见，在40年代西南是较为“安静”的环境，确实激发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创作欲望，当然，他们的创作不是“玩”的，也不是王力说的“雕虫”，他们的创作都有所指。他们通过散文，特别是杂文这一“复杂”的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知识分子）对政治时局的看法又或者远离政治，遁入世俗生活，抒发家长里短的艰难情绪，等等。所以，战时的文学写作往往具有“复杂”的情绪。散文写作具有纪实性的特征，要么直白要么隐喻，总是或明或隐，说出事实，说出作家内心，说出精神上的困苦。作为语言大师的王力，在语言使用上，首选了隐喻性的创作。关于为什么选择隐喻性写作，王力在《生活导报和我》中有详细的解析，原文如下： 　　不管雕得好不好，在这大时代，男儿不能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而偏有闲工夫去雕虫，恐怕总不免一种罪名。所谓“轻松”，所谓“软性”，和标语口号的性质太相反了。不过，关于这点，不管是不是强词夺理，我们总得为自己辩护几句。世间尽有描红式的标语和双簧式的口号，也尽有血泪写的软性文章。潇湘馆的鹦鹉虽会唱两句葬花诗，毕竟它的伤心是假的；倒反是“满纸荒唐言”的文章，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 　　我们也承认，现在有些只谈风月的文章实在是无聊。但是，我们似乎也应该想一想，有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环境逼迫着他们谈风月。他们好像一个顽皮的小学生不喜欢描红，而老师又不许他涂抹墙壁，他只好在课本上画一只老鸦来玩玩。不过，聪明的老师也许能从一只老鸦身上看得出多少意思来。直言和隐讽，往往是殊途同归。有时候，甚至于隐讽比直言更有效力。风月的文章也有些是不失风月之旨的，似乎不必一律加以罪名。{3} 　　可见，作家王力在文学创作上，有自己的文化选择，即作隐喻性的文章。当然，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一来“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二来“直言和隐讽，往往是殊途同归。有时候，甚至于隐讽比直言更有效力”。王力是希望遇着“明眼的人”，希望有人读懂他的内心，读懂他的精神世界，这不仅仅只是为了钱，还为了国家社稷。在《战时的物价》《疏散》《路有冻死骨》等散文中，王力“隐喻”性地讽刺了那些贪财敛财的“肥猪”和“发国难财”的事实，“控诉了”民国时期的官僚的不作为和社会的不合理。尽管这个时候的环境“逼”大家写“软性”的文章，写“风月”，但王力决心要从“荒唐言”中说出“辛酸泪”来，正如黄科安说的：“他（王力）的随笔是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4}。王力的“软文章”实际是“隐喻”性的文章，“隐喻”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可以“委婉”地表达“愤怒”和“心酸”。这是王力文学的内心，或者说是他的文学姿态。 　　在阅读王力散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王力的散文最常用的构文方式是“幽默”。“幽默”具有荒唐、出乎意料的意味，在文学表现上有含蓄、令人回味深长的特征。在小品文创作中能把“幽默”运用自如的作家屈指可数，王力是一个。在王力很多小品中，我们常常看到“幽默”“讽刺”的力量，黄科安把王力这种写法称为“隐讽”，在笔者看来，这幽默是“隐喻”道路上的分支，它们是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