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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发轫之作 　　摘 要：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突破原有的研究观念，构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无疑是这一系列实践中的发轫之作。其中的文学史观、结构方式以及写作风格不仅形成了全新的风格，也为其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树立了范式。本文拟从上述几个方面出发，探究《三十年》的学术特色，并试图发现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学术创新点，以启迪新的现代文学研究。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史观；结构方式；写作风格 　　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也是多年来受到官方、高校肯定较多的一部文学史著作。著作初版于1987年，既是对于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突破先前“新民主主义论”指导下治史方式探索的一个总结，也以其以稳健包容的姿态开启“现代化史观”，而成为现代文学反思期中一部独具特色的综合性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是“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具有转型意义的代表作。尽管迄今已问世近二十年，《三十年》仍然以其稳中有进，守正出奇的学术特色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现代性”的文学史观 　　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略》始，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大多采用“革命史观”去看待文学史问题，这样的文学史观点自可成一家，但随着学术生态的不断恶化，现代文学的史观与逻辑线索被逐渐歪曲、窄化，在文革期间达到极致。1985年前后，以《上海文论》为阵地，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潮流，打开了文学史观解放的“阀门”。而作为“重写文学史”潮流重要产物之一《三十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革命叙事”，构建了相对温和的“现代性”史观。这样的史观从对于“现代文学”的定义便可看出：“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因此在论述范围上，在语言上选择了以白话文表达的作品；在文学体裁上除重要作家单独列章外，以十年为单位对现代文学的四种文体分别进行阐述；而在文学特质上，突出了入选文学史现象对于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这一趋归的意义，例如对鲁迅的介绍着重于他对于现代小说、散文创作体式的开创性作用及其影响而非其本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对早期无产阶级诗歌、延安戏剧运动等在艺术上并不成熟但对文学史发展影响深远的文学史现象的论述，对以往及以后著作常常忽略的“第三个十年”作品的公允评价，以及对于现代派诗歌的高度评价等，都显示出该书对于现代文学发展脉络的重视与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并重的选材指向。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十年便成为三个线性发展、不断跃升的层次，呈现出“现代性”文学史观。 　　二、点、线、面结合的结构方式 　　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流派纷呈、作家辈出，而且文学思潮、论争、事件众多。如果说在现代文学史中，作家扮演了点的角色，思潮、事件扮演了线的角色，那么不同文体的点线联结、交汇，便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总体的面的风貌。《三十年》所呈现给读者的正是这样一个模型。在点即作家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如星汉灿烂，但其艺术贡献与历史贡献虽有不同视角，亦可分出高下，本书对作者认为的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作家独辟专章，他们中既有历来得推重的“鲁郭茅巴老曹”，也有革命史观所推重的赵树理、艾青，亦有在当时受到海外文学史家影响而受到关注的如沈从文，体现出综合的文学史选择。其他作家则被汇入由各个文体组织成的线中，与文学事件、思潮联系紧密者被安排入思潮章，以作品留史者则着重介绍其作品，编入文体章。各条线索密织，形成各个十年的“面”，呈现出每个十年间迥异而联系的文学风貌。 　　三、学术化的写作风格与开放的姿态 　　与其他定位为教材的文学史不同，《三十年》将大量篇幅放在了学术问题探讨上，这样的特点在一些作家专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老舍一章，作者并未试图按照程式对老舍的全部作品做全面的文学成就概览，而是重点介绍了在当时比较前沿的“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与“老舍作品中的京味与幽默”，并着重对《骆驼祥子》进行了分析，分析也并非按照传统模式进行，而是直接引入了城市文明病这一视角，显示出较强的学术讨论姿态。曹禺一章，作者直接以“人类生存困境”这学术视角去切入《雷雨》、《原野》等作品，并用一个大标题的内容去探讨“曹禺剧作的命运”这样一个学术意味较强的命题，也表现出专题探讨的学术意味。除此以外，《三十年》将通俗小说纳入现代文学史中、专章介绍台港文学等在当时也属创举。尽管这些部分常遭忽视，但在当时，这种姿态本身就昭示着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学史姿态。 　　文学研究在现代选择“文学史”而非“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主要形式，使史观问题成为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作为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