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命题的多重阐释.docVIP

理想主义命题的多重阐释 　　自1978年初登文坛以来，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更迭变迁，张承志在每一个时代转折的延展中，都留下了内在于历史又极具个体独特性的足迹。他是新时期初崛起的第一代青年作家，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却从未以哀伤怨怼的笔调记叙无可挽回的青春，而是坚守“为人民”的创作理念，书写边疆底层生活带来的启示；他是“文革”结束后率先踏足精英学府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新一代学者，却从未将知识困于书斋，而是让双脚迈入广袤贫瘠的西北大地深处，更远至东西方接壤的阿拉伯地域；他是“红卫兵”这一称谓的命名者和那场备受争议的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却拒绝以单纯的忏悔对此一带而过，而是背负着历史的重量，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坚持并匡正理想的错误①；他是早早疏离主流文学圈、毅然放弃公职的自由文人，却从未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标尺来丈量中国，而是对新帝国主义霸权在全球的蔓延有超前的警觉和疾呼；他是虚无主义全面降临时刻的信仰者，皈依伊斯兰教却从未画地为牢，将宗教版图视为终极，而是更深地描写中国，将批判的矛头和情感的归宿一并指向中国。由此，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张承志几乎被树为标志性人物，昭示着边疆底层的文化意义、被压迫者的人道正义和作家永不妥协的良知。 　　如果选择一个词来总结张承志的文学与人生，恐怕没有比“理想主义”更合适的概括。早年他曾经自负地说过，我是至多两年便进行一次自我超越的作家②，然而在2010年出版的散文集《你的微笑》编后记中，张承志这样写道：“毋需表白，读者自会知道：在我的作品中，增加的只是篇什、技法、领域和知识；书背后的我，并无一丝本质的改变。”③类似的表达并不鲜见于张承志的文字，他常怀着时光如誓如证的心情宣告自己从未改变。身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张承志的理想情怀植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而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作家文学写作与人生实践的展开，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嵌入理想主义这一精神轴心的内容也随之改变，由此映现出张承志笔下的文学图景。 　　90年代中期对张承志而言是极不平静的一个阶段。1992年，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号角响彻中国，在体制革新的推动下，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日益浓重。文学丧失了80年代的“轰动效应”，裹挟在下海经商的浪潮中，手足无措间显出更深的虚弱和迷茫。理想主义在苏东巨变前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商品经济的冲击及后现代理论的兴起所构建的社会思想格局中，被视作宏大叙事，面临着釜底抽薪的危机。如何对新的社会现实、文学现状以及人们的观念形态、精神形态做出回应，成为摆在知识界面前的一道难题。始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持续了将近三年，试图以批判精神反省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重新搭建人文科学与时代状况之间的有机关联。与此同时，1993年至1994年，张承志海外归来④后连续发表了《以笔为旗》⑤、《无援的思想》⑥等几篇檄文，并出版了散文集《荒芜英雄路》⑦、《清洁的精神》⑧，以激烈的言辞抨击文坛的堕落、知识分子的委顿，高举理想主义大旗，提出“抗战文学”⑨口号，对新帝国主义的霸权威胁大声疾呼。这些文章一定程度得到了人文精神呼吁者们的高度肯定，同时也引来了躲避崇高者们的批判和讥讽，关于张承志的评述再次成为当代文学领域的热点，特别对于作家所高举的理想主义旗帜，显示出愈发明确的分歧。而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具体的作家，也牵涉到新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环境下对理想主义命题的多重阐释，并更深地勾连着1990年代中期后当代思想领域的不同走向。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文选取了同时发表于1995年的三篇代表性评论，围绕理想主义及张承志研究进行回顾和分析，试图从这一具体环节入手，打开重新讨论张承志的意义空间。 　　理想主义与商业神话 　　在后现代知识体系里，“神话”意味着对超越个体的，与社会、民族国家相关的宏大叙述的解构，并暗示其隐含的某种建构性和虚假性。《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⑩一文中，张颐武将张承志指为“九十年代的一个膨胀的神话”。从揭示“神话”的编码机制出发，张颐武认为，作为后新时期的“文化英雄”，张承志在传媒领域夺人眼球的秘诀在于： 　　他是以反流行的形象成为部分人的偶像的，是以拒绝大众的激进而慷慨的呵斥与指责赢得一些的人欢呼的。……是以站在这个时代的对立面的形象变成了这个“后现代”与“后殖民”时代的最佳的表征，变成了市场化与消费化的文化潮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1 　　于是张承志的愤慨成为“一个异常宏大的二元对立的戏剧的场景：一个孤独的、向往神圣的英雄与一个庸俗的、堕落的时代之间的一场史诗式的搏斗”。12在这个搏斗场景中，读者购买和阅读张承志的作品，就等于购买和阅读了“崇高”，而这种阅读恰好迎合了“白领”阶层对高级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满足了他们由于上升欲望无法填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