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切的自觉：明末清初的杜诗学摭谈.docVIP

痛切的自觉：明末清初的杜诗学摭谈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当追日的巨人夸父因饥渴而轰然倒地的一瞬，他尽最后的力，抛出手中的杖。那桃木杖划空而坠，深深地植入黄土地――长出一片桃林，为子孙解饥渴。 　　当我们的诗人杜甫历尽磨难，于一叶扁舟伏枕托孤之际，他油然记起了遥远的传说：‘持危觅邓林。’邓林，那世世代代觅觅寻寻的桃树林啊！可潦倒的天才却没意识到他手中的桃竹杖也早已划空而过，化作文化史上另一片邓林――那星空般熠熠闪烁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林继中《杜诗选评?前言》） 　　如果说有哪一位诗人，基于深厚的历史原因，他走向了底层、写尽了苦痛，他的作品也因之拥有了持续凛然的生气（陆游《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有句云：“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成为一种恒久性的精神存在，从而施与中国文化以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就是杜甫。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蕴蓄凝塑着的民族魂魄的深――那种沉雄勃郁的忧患感和诗中时时跳荡着的血诚之心。正是这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感应与召唤，使杜甫在后人眼里，具有了绵亘不移的精神诱力，“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闻一多《杜甫》）。人们徜徉于杜诗的世界，对之进行不懈的读解与探究…… 　　关于杜诗的阅读体验，李纲与文天祥的讲述最可深味。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 　　……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文天祥《集杜诗?自序》曰：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 　　“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这是怎样的一种契合感啊！契合感之生成，“无他，时为之也”（黄宗羲《陈苇庵年伯诗序》）。这是身处民族危难中的士人们才能有的理解与体味，诚所谓“阅世乃知其恨”，“亲涉是境方会”（刘须溪批杜语）。杜甫所以被历代士人深厚地敬仰与关注，历史情境的相似性因素，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凭借在灾难性的民族、个人命运中累积起来的惨痛经验而获得了打开杜诗世界的钥匙，因之，他们的读杜诗，更多地带有一种对自身的深层反顾――对他们而言，杜诗是有着共同生命经验、共同生命情感的世界。 　　以是，每当罹患乱离，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以超乎平日的真诚回归到杜甫和他的那一部“诗史”中来。 　　不消说，明末清初士人的萦怀杜甫、热衷杜诗也是如此。 　　于皇（杜?F）诗师法少陵，身际沧桑，与杜陵遭天宝之乱略同。故其音沉痛悲壮，读之令人酸楚。（清?陈田《明诗纪事》） 　　张盖字覆舆，吾永之东桥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负制举，名非所好，好诗。……甲申后忽自摧折，以次当贡太学，不受。自脱诸生籍，闭门独坐，读杜诗，岁常五六过。诗亦精进，得少陵神韵。（申涵光《张覆舆诗引》） 　　诸如此类的例子，论者所见多矣，何必一一具引。梁启超曾说：“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这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杜诗学在明末清初的再度兴起，很大程度上缘于这一代士人的“痛切的自觉”――既“自觉”地发现自己与数百年前“诗圣”的精神感应：从社会意识、民族感情直至个人的悲剧感受，从而也“自觉”地加入到杜诗诠释的队伍中来――这也算得上是他们遭受厄运后的共同的学术选择之一种吧！ 　　无庸置疑，怀着痛切自觉的“学者社会”是杜诗意蕴的最佳诠释者，惟有他们才最有条件传达那份共有的生命经验与生命情感、体贴入微地来阐发一部杜诗，特别是发掘杜诗中伦理、人格的内涵，这一在特殊时期里倍受关切的意义层面。我们尤感兴趣的是，人情伦理、政治信念，包括君臣关系诸多一时间殊为敏感的话题，也都纷纷借着阐发杜诗的当口隐约曲折地传达出来。无论是王嗣?]《杜臆》的“因诗悟道”说，还是钱谦益关于《洗兵马》诸诗“凿开鸿蒙、手洗日月”的笺释，或是金圣叹《杜诗解》“今日经书满腹者，君臣之际，往往难言，始信先生此诗，不可不读”（《吾宗》）的感慨……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注家在时代震荡、历史巨变中通过注杜多方反省“当下”的拳拳用心。而这种反省，在某种意义上不乏自我批判的性质。正是这等空前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还有清醒的历史感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