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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抽象化 　　编者按： 6月，全国各大美院的毕业展如火如荼，在挥别校园之前，这最后一次的集体演出对于美院学子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毕业展上不知所以的痛苦、呐喊及宣泄，频频爆出的抄袭事件却让这场华丽的谢幕显得有些尴尬。年轻一代的艺术，技术上越来越精致，思想上却越来越疲软，逐渐面临着失语的状态。 　　近一年来在一些院校作了不少讲座，与一些年轻艺术家讨论创作问题，亦接受一些艺术记者访谈。艺术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说90年代的文化症结在于逃避痛苦，80后新一代在近十年面对的问题则是痛苦的抽象化。 　　我的每次讲课或艺术讨论基本上是在与80后甚至90后对话，愿意来听我讲座或进行访谈的人不少，但他们与20年前我做文艺青年时的最大不同，即他们提不出什么问题。每次我讲完后底下通常都是一片静默，有提问者亦多是有关市场或网络上时髦的维权政治之类话题，鲜有个人从人文历史本身对艺术的思考。 　　当代艺术圈悄悄兴起了一场对年轻艺术家的后继乏力的焦虑性讨论，年轻一代的当代艺术技术上越来越精致，趣味上越来越漂亮。当代艺术品越来越像一件奢侈品或时尚产品，但看了后总让人觉得少了一些什么，这缺少的部分是作品中没有精神问题。在创作和听课时提不出有质量的精神史视野下的当下问题，可以说成为新一代的文化特征。 　　文革后，当代艺术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自身具有一条较为清晰的主题脉络，比如，走出“红光亮”、伤痕美术、乡土主义、黄土地的“寻根”、玩世主义、消费主义批判、前卫的本土化、女性主义、底层题材、公民社会的艺术等，这些随时代变化的主题系列本身就构成一个当代艺术的精神问题史。 　　自90年代末，70后的“青春残酷”艺术成为一种借用当代艺术形式的没有精神史视野的自我感觉的表达，艺术放弃了其自身的内在讨论，而关注艺术与艺术制度、艺术市场的关系。艺术在自我感觉的名义下，似乎无论怎么肤浅都是对的，它的价值是在制度（艺术双年展或美术馆展览的名声累积）和市场（作为商品或金融衍生产品的资本化）体系的自我实现。 　　除了面对公民社会和底层问题的纪录片等创作，当代艺术放弃了它的批判性和1979年改革以来的精神解放的问题史。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艺术的环境不再有批判对象及其内在的精神问题，年轻一代的内心仍有的焦虑和成长期的痛苦，但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看不到。理论上，艺术的深刻在于文化批判和表达痛苦，但年轻一代的艺术越来越漂亮和技术化。 　　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一代人的痛苦开始抽象化。大部分艺术青年从十几岁学会到美院毕业，基本上不直接接触底层社会，即使在微博和网络上看到底层的痛苦，亦无切肤之痛。大部分美院学子会因学院不公、两极分化、经济致富、就业压力等现象产生焦虑，但这种焦虑的对象来源是结构性的，对结构性的焦虑即是一种抽象化的痛苦。 　　如何表现一种结构的、间接的、抽象化的痛苦，成为这一代人的艺术症结。新一代人习惯将直接的本能体验作为一种创作资源，比如他在校园、超市、教室、酒吧、地铁、影院以及网络等日常经验作为一种艺术资源，他们还以这一代从小耳濡目染的商业文化的形式作为可吸收的视觉特征，比如广告、海报、家具等商业设计，卡通艺术和插画，MTV、电影特效和电子游戏等影像，这些商业艺术影响了年轻一代的艺术。 　　不含有精神史视野和批判性吸收的凭借自我感觉的新一代艺术，因此在画面或者艺术视觉上表现出一种内在空洞的漂亮，因为底层的劳作之苦、贫穷的环境和自身结构性不公，都不在年轻一代直接的对象化体验中，年轻一代从直接对象获得的都是漂亮的资本主义环境设计和小资经验。对结构的认识并不缺乏上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各种批判理论，比如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批判、后殖民主义、媒介理论、帝国理论，以及大卫?哈维的资本空间理论和德勒兹的感官逻辑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未进入美术学院的选修课。 　　由于社会维权和微博民主的广泛影响，年轻一代不乏关注艺术的社会干预和艺术政治的议题。但新的时代下不可能再回返上世纪的左翼艺术或宣传木刻，亦不可能重复90年代初给毛泽东像打格子的波普艺术，或者玩世不恭的光头青年。 　　这个时代的艺术需要一种语言政治，而不是一种抗议性的政治艺术。后者试图表达一种日常经验中的直接痛苦，但这种痛苦逐渐退出了年轻一代的感官触角所能触及的范围。他们需要在哲学化的结构上揭示一种更抽象化的痛苦，通过语言本身揭示的深层危机来实现一种精神政治。 　　2012年5月20日写于上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