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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傻形象背后的精神思考 　　文学作品里的疯癫形象有一类或可以称为痴傻形象。痴傻和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疾病或是心理疾病，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内心中重新建立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外界形成反差，不被外界所接受，当对于内心的这个“世界”的迷恋膨胀到可以使他们或心甘情愿地，或不受控制地切断与外界的种种联系时，他们便进入到了这种特殊状态。就像弗洛姆所说：“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和打碎这一监狱，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同他人和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而社会上之所以将此视为病态，隔离开来，也是因为他们与周围的大多数人和规则不再一致。但痴傻形象又有别于疯癫的狂人形象。他们一个自信、一个自卑；一个是狂人，一个是隐士。疯癫是本我的彻底释放，他们以本我形象重新面对世界，试图以自己的力量向外面的世界发起攻击，他们的姿态是自信的，甚至是自傲和自负的，他们化身成一种反抗者和主宰者的形象，大声疾呼他们所信奉的新“规则”。相比较而言，痴傻者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畏缩和回避的态度，杜绝一切冲突，平和处事；他们的一部分感知神经发生故障，感觉和反映都变得迟钝。相比较于疯癫者激烈的反抗，痴傻者是沉默不言的，更像是隐居世外桃源的隐士，在青山绿水中专注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既不接受也不反抗。 　　当代文学中的痴傻者形象既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因素造成的。即便是先天性的，作家也并不只是单纯描写这种病理性的痴傻状态。作家下笔着墨最多、最富良苦用心的并不是单纯的病理性患者，而多是因为个人的内部和外部世界碰撞，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转换生存方式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作家在对待这些边缘人物的态度上是同情、加以美化甚至是惺惺相惜、充满敬畏之心的。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痴傻者形象，单纯从批判的角度去写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似乎时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的同时，而作家越是对这些痴傻的弱者形象充满温情。表层原因是这些痴傻者形象过于弱势化的表象，有时可以帮助作家完成一些戏剧性的反转；但这绝不是最主要的，美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作家在这类形象身上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人的精神与人的内部和外部生存条件的影响密不可分，精神疾病患者除了生理组织运行方式的特殊性之外，人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的影响也起很大作用。所以疯癫者与痴傻者，从内部来看，他们的情绪感受性异于常人，甚至可以说更敏锐；从外部看，如果是非遗传性的，那么则意味着外界的时代风云、社会环境与人物内在形成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在激烈地对抗着，对抗的过程也是痛苦的过程，疯癫或痴傻就是这种对抗到达极致的时刻，疯癫者站上狂欢的巅峰，痴傻者则选择极致的封闭。而这种极致化所带来的冲击更能强烈地引发人们思考、同情、恐惧、困惑，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内外相矛盾的斗争时刻，这也是作家心中被理性按压着的情结的释放。痴傻者与疯癫者的形象作为有序社会中的无序存在，揭示了和谐背后的矛盾，他们与某种社会隐喻和象征一拍即合，成为作家观察与思考的最佳投射对象，他们与世界的联系中断，“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对外界作出判断，他们就有可能更真切地看清现实世界。”（余华语）因而，当作家察觉、意识到整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些精神困惑与困境，并要对它们加以描述时，就不得不求助于这类痴傻者形象。疯癫者的特殊身份和生理特征对于作者寄托自己的批判和思考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相对于自傲、自负、手舞足蹈的疯癫狂人，痴傻者更能代表现代社会精神困境下人们的普遍状态，即更多地是去逃避、去压抑和牺牲自我来适应生存环境，平和的外表下波涛暗涌，而不是反抗。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反抗的一类人都是稀有的。 　　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尝试讨论当代文学中痴傻形象所传达出的一些精神困惑。 　　首先是关于自我。一般来说，人们看待疯癫或痴傻之人时的异样眼光也是有所区别的，正如前面所说，对待疯癫狂人，人们在排斥之外，还存有畏惧心理；而面对痴傻之人，则会无形之中产生一种优越感，同时存在一种痴傻之人没有人格、没有生命主体意识的偏见。我们被这样的固定思维裹挟着，而到了作家笔下，这些人恰恰挑战了固定思维模式，成为最适宜探讨关于人的自我存在和价值的对象。 　　余华的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主人公来发因为在生产时头部受挤压而导致痴傻。他的爹娘死后，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更准确地说是没人重视他叫什么名字。人们将各种各样的名字强加于他身上，以此来打趣取乐，而来发总是会答应，无论他的新名字是多么花样百出；只有陈先生记得他的名字是来发，而且会这样叫他。来发是傻子，表面上，他完全放弃在世界上地位的确立，他的形象跟随他的名字一样飘忽不定。但他对奇奇怪怪名字的一声声答应，并没有掩盖住他对自尊和自我身份的渴望，小说中说到每次他听到陈先生叫他“来发”时，他的心里就会咚地一跳。这里的“来发”不只是他的名字，更是他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