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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俄国：2016 　　盛夏的俄国五彩缤纷，乘飞机自高空俯瞰，绿色的森林漫无边际，其间点缀着淡蓝的湖泊和泛着银光的河流，以及大片大片已经成熟的金色麦田；漫步城市的街心花园和林荫道，各色花草竞相绽放，星罗棋布；在各处景点，导游们手举五颜六色的旅行团小旗帜，他们后面紧跟着身着五花八门夏装的各国游客；各种交通工具上的广告画花里胡哨，教堂的金色穹顶与建筑物的彩色立面交相辉映，就连空中飘忽不定的云朵也会随时辰和阴晴的变化而现出或明或暗、或浅或深、或黑白或彩色的微妙色调。 　　2016年盛夏，我们一家旅俄近一月。我们夫妇做与俄语和俄国文化相关的工作，近些年每年均数度访俄，但我们已十多岁的儿子却未曾一睹俄国真容，于是我们便决心陪犬子一游，在盛夏来到俄国。我们在俄行程万里，分别到了俄国欧洲地区的东南西北，造访多座大小城镇，在数位友人处做客，留下一组斑斓缤纷的印象。 　　莫斯科的大装修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我的一位校友诗人曾写有一首诗，题目叫“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而这个盛夏的莫斯科，却像是“躺在杂乱的铺路石中”。听说我们要来莫斯科，我的朋友、俄国《十月》杂志主编伊琳娜?巴尔梅托娃（Ирина Барметова）就在电邮中提醒我：“莫斯科到处都在翻修街道路面，这也许会影响到你儿子对莫斯科的第一印象。” 　　我们入住的普希金酒店（Отель Пушкин）地处莫斯科最中心，离著名的普希金广场仅一箭之遥，但见酒店四周果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来接我们的轿车也很难开到酒店近旁，酒店门前摆着一块大木板充当临时过道。在我们住店的那一周，莫斯科市中心区域始终尘土飞扬，机器轰鸣，深夜也不曾停歇。对于善于慢工出细活的俄国人而言，这场景倒是有些罕见[当然，我们在莫斯科的司机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告诉我们，干装修工程的无一例外全都是亚美尼亚人]。从路旁堆放的砖石质量看，从已经装修好的路面看，莫斯科的此番装修是下了大本钱的，其实际效果也很好。电视台多次播放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视察建筑工地的新闻画面，各建筑工地也在围栏挡板上张贴设计效果图和相关说明。然而，关于莫斯科市这次大规模的兴师动众，我看到、听到的却大多是抱怨和指责。我的几位莫斯科朋友异口同声地说，这次装修如同之前的每一次工程一样，都是“钱袋子工程”，即让莫斯科的官僚们得以发大财的举措。我半信半疑，并称实际效果其实也不错，这毕竟有利于市民和城市自身，他们便信誓旦旦地说，你几年后一定会看到又一次装修，这样的工程每隔几年就要再来一次，卢日科夫时期如此，索比亚宁时期同样如此。我又问他们如此猜测根据何在，他们说这不是猜测，每一位莫斯科人都心知肚明。对于工程的实施方式，他们更是怨声载道，比如将传统的沥青路面换成花岗岩，他们认为这在冬季会使道路变得更滑，会摔伤更多的人；对于动辄封路、不分昼夜施工，他们更认为这简直是不人道的行为。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上拓宽人行道，却在人行道上筑起巨大的石头花坛（据说以后要在其中栽种椴树），我的诗人朋友马克西姆?阿梅林（Максим Амелин）就此嘲笑道，这是在用僵死的花岗岩挤占宝贵的活人空间。 　　我在报上也读到几篇对此次装修持反对态度的文章，不过其出发点却有所不同：或呼吁保持城市的建筑原貌，因为大兴土木会削弱、甚至抹去莫斯科的历史感；或从考古保护的角度出发，呼吁对翻修道路时发现的历史建筑遗迹进行保护；或建议今后的此类项目应在充分征询民意、甚至举行全市市民公决之后再开工建设。 　　相信在这个盛夏过后，莫斯科，至少是莫斯科的中心区域，将焕然一新。但是，莫斯科此番装修所引发的质疑和争论，却使我意识到俄国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个症结问题，即官方意志和民间态度的不合拍，甚至对峙。对于官方的措施，俄国民众似乎总是惯于发出牢骚，表达不满，这或许是从苏联时期留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许是历史更为悠久的普遍奴性心理之变形或变态的反应，19世纪著名的俄国批评现实主义文学其实也是这种心态的艺术显现；反过来，俄国虽然借助痛苦的“改革”实现了社会体制的民主化，总统和议会均是宪法框架下直接选举的结果，但自沙皇统治初年便开始固化的官僚体制却始终挥之不去，直至今日，有个一官半职的俄国人仍然会得意扬扬，而底层百姓也不齿于仰人鼻息，在各种场合，甚至不难依据面部神情看出某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莫斯科市长这一父母官的位置，居然仍由总统直接任命。官与民之间的这种隔阂或曰敌对，严重地影响到各种民生事业的发展和推进，官员很少从百姓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百姓则冷眼旁观者众，愤世嫉俗者众，而少有设身处地、匹夫有责的现代公民意识。莫斯科的大装修，把“城市建设与市民责任”的话题凸显出来，同时也令我隐约意识到，已初步建成民主制度的今日俄国，离健全的公民社会似尚有一段距离。 　　佩列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