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docVIP

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 　　一 　　大约30年前，我在评述周立波、周健明的长篇小说的论著《土地与农民的史诗》中，曾这么写道： 　　《柳林前传》好就好在其成书之日，农村的经济改革只是在萌动之中，人们尚在探讨、摸索，而它则揭示了这一改革的必然性。 　　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唯有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柳林前传》就是写的这一摸索过程，并没有草率地作出结论。它甚至没有写到专业户。当日，它们亦不曾产生，但我们分明已看到产生它们的可能性。 　　而我今天读到了已经完成的《柳林后传》，则已经写到了专业户，乃至万元户，而且，还有乡办的柳林综合厂，股份制的柳林代收店……等一系列的新生事物，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中，重新焕发生机的中国农村出现的众多可喜现象，是开放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必然，当然，更是挣脱了封建专制、历史束缚的个体走向自主发展的必然。一旦我们遵守市场规律，解放生产力，坚定不移地推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中国农村必是无限光明的前景。 　　然而，商品经济也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匣子，同样会释放出这样那样的恶魔与毒菌来。亚当?斯密在写出了《国富论》为市场经济正名时，却用更多的精力，几次再版了他的《道德情操论》，担心人们的无限膨胀的物欲，最终会摧毁人的道德伦理的底线，其后果则不堪设想。 　　我在《来自历史深处的双重的清醒》一文中提到： 　　双重的清醒，一重是对“金本位”造成人的异化的警惕，这一条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另一重，则是对“金本位”的批判中，有可能造成“权本位”的返潮，倒退到“人的依附性”上面，这一条，却是乡土文学中尚未意识到多少的…… 　　正如我所期盼的，《柳林后传》进一步加大了这“双重的清醒”。 　　其时，“后传”不曾完成，只是发表了前边的8章，但是，在《柳林后传》当时已发表的题名为“下桩宴”的一章，在罗富庭之类旧式腐败、极权分子基本退出舞台之后，作为异化负面的代表人物，已不再是逃亡的犯罪分子，“文革”余孽或别的什么下三滥的角色，而是堂堂正正的党的干部、厂长、主任、经理之类，他们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不仅有权力的光环，更有暴富的基础。这类人物的出场，给人们的警示意义更大，作为艺术形象而言，也更多姿多彩。 　　在《下桩宴》这章，浓笔重彩写了作为厂长的刘斌，如何苦心钻营、以孔方兄开路，力图摆脱杨青林，避免自己在厂里聚敛不义之财的贪腐阴谋暴露，也为日后更加疯狂地占有国有资产及劳动人民血汗未雨绸缪。 　　于是，他不顾春耕大忙，竟从第一线上“牵来了一头牛”，好办一桌“体面的酒席”――只因厨师一句话，没有牛百叶算不上一席大宴！而办好一席酒宴，他则可落个“真有才干”的美名，并借这席酒宴，给杨青林插一杠子，更为自己摆脱杨青林而“下桩”――让县工业接管厂子，表面是冠冕堂皇的“招安”，实际是“避险”。 　　好一个《下桩宴》，无论从场面描写，心理描写，到人物关系，金钱关系的揭露，都丝丝入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但同时更显示了作者“双重的清醒”。 　　在现在发表的后几章中，刘斌等的阴谋果然得逞了，柳林综合厂竟名正言顺被县工业局接管了。这似乎是被政府“招安”了，但众所周知，后来的大规模的敛财，暴富与贪腐，不正是在名义上的“国营”，实质上的垄断、专权下发生的么？“全民所有”“人人所有”，实际上是大而化之，谁都无权监管，国有成了贪官所有，鱼肉百姓，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与市场规律。 　　《柳林后传》的高明之处，还采用对比的手法，写了另一个柳林代收店的异曲同工的遭遇。 　　当这个代收店办得红红火火，为农产品打开了一条条销路，盘活了农村经济，“上面”却派来了工作组，要查封、取缔这个代收店，上面派来的工作队长张勇气壮如牛，称这个代收店搞得供销社形同虚设了，从而“干扰了国营企业，破坏了经济管理条例”，强行贴上封条，派人把住大门与路口，不许农民委托代收店销售农产品，自己仗着国营“老大”，不去找销路，坐吃山空，吃甩手饭，却不允许他人找出路、活路，这自然是极“左”的遗患，这个张勇本也是极“左”的打手，“文革”中就逼死过农村的“铁姑娘”，劣迹斑斑，做这号事自是轻车熟路。幸而群众觉悟高，连当年追随他“左”过的部下都幡然醒悟，这番闹剧也就草草收场，成了笑话。 　　两个乡办企业，不同的命运，后者，“左”的借尸还魂，人们不难识破，所以也无法得逞。但前者的冠冕堂皇，却不见谁能一下子看透的，况且，“升格”为国家企业，对不少人颇具诱惑力了，企业升格了，工资也有保证，直到今天，也还是向往的目标。 　　从“下桩宴”到封代收店，两桩事件的对比，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作者可谓用心良苦。 　　读到这里，我思索了很久，毕竟，形象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很多，美学上有“立象以尽意”之说，也就是讲，形象是说不尽，道不完的，要剖析形象及其背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