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现实，直指人性.docVIP

直击现实，直指人性 　　2015年《民族文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五大类：少数民族的民生、生态、民风、文化；少数民族的爱和女性；感伤乡村；城乡之间；人性与现实。 　　一 少数民族的民生、生态、民风、文化 　　存文学（哈尼族）的《独龙江的麦子》是一篇反映独龙族自然环境与民风、生存的佳作。 　　如果不是存文学跋山涉水深入独龙族生存的腹地进行田野调查，我们根本无从了解在目力之外的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兄弟还存在这般原始的苦况。当阿布秀母女把被盖拿出来给客人用之后，她们自己就没的用了。寨子里除了开小卖铺的白建珍，其他人都是在前几年办身份证时照过相之后就再也没有照过了。没有电，看不了电视，也没有通讯机站，通不了电话，他们和外面的世界是隔绝的，现代文明的阳光尚未照临这里。这几乎是一个不生文字的地方，小卖铺里酒瓶的标签都是倒贴的，酒瓶之间却塞了些破旧的《怒江报》和《云南日报》。在一个连文字都稀奇的地方，报纸的出现显得何等陌异！独龙江人奢望着麦子却实际连大米都吃不上的苦况，令人震撼和心痛！这心痛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未停息过，这是作家的良心。这苦况，还让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不再感觉那么理所当然，令我们内心产生托尔斯泰式的不安。 　　虽然苦，他们都是重情重义之人，阿布秀的舅舅因为没能对她的弟弟施救，觉得对不起阿布秀一家，就用艾蒿秆戳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然而，良好的民风并不必然与富足的生活相匹配。作家和我们一样，想到的都是：如何着手改善？所以，就有了外来的白族老师李苍山。他学会了独龙语，用双语教学生，从一年级教起，使他们能够用流利的汉语对话，这是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教育在《独龙江的麦子》中是作为改变落后状况的灵丹妙药出现的，觉乃?云才让（藏族）的《披着袈裟的牛角》却相反：二哥到附近的乡中心小学去上学了，用阿妈的话说，二哥去上学就是为了免遭乡政府的罚款，等风头过了要回家讨媳妇。“我”是家里唯一的出家候选人，但二哥因为有了意中人不能遂愿而选择了出家，不愿去读书的“我”只能去读书了。阿爸说，“若没有人去读书，肯定要罚款，现在你只好代替二哥上学了！”教育在《披着袈裟的牛角》中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我”因为必须去读书而忧伤。作者用含蓄隐忍的看似默许实则启蒙的态度，令我们为这种“忧伤”而难过。 　　在寂寞得发慌的独龙江，李苍山凭着责任感和信念坚守下来，与山野精灵阿布秀相爱。在他们结婚前，李苍山写信告诉两位作家：寨子里已经通了电，独龙江上架了一道水泥桥，公路从乡政府一直可以到寨子。 　　《独龙江的麦子》也许多少有点变形、夸张，然而仍不失为边远少数民族生存的一个缩影。小说虽反映“民生多艰”，却也不失美好和希望。独龙族人是那么令人心酸地欢迎着资本入侵。可是，资本一入侵，家园也许就不复从前了。 　　程向军（鄂伦春族）的《墩王》就写到工队在森林里肆意采伐，老墩王建议改变一下生产方式，一半时间采伐一半时间种木耳，队长坚决不同意。他说，大兴安岭的木材是采不完的，不采伐去种木耳，天大的笑话。因为伐木比种木耳来钱快。这样杀鸡取卵式的攫取，必将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即便暂时有了钱改善生活，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是，一切贪婪都是短视的，生态问题如果不能带来现报，即遭无视。 　　阿布都热合曼?艾则孜（柯尔克孜族）的《胡杨老人》写耕地向胡杨林推进，胡杨林日渐萎缩，胡杨老人无偿巡查，就像爱惜女儿、妻子的头发一样爱惜这片胡杨林，可是，胡杨树枝条在枯萎，而他自己年迈体衰，力不从心，没有人接续他管护、关心胡杨林，他因此心情沉重。最后，胡杨老人也被偷入胡杨林倒垃圾的拖拉机碾死了。谁来关心胡杨林呢？ 　　无论西南、东北还是西北，少数民族作家都在关注和焦虑着本民族本地域的生态问题。其实，这也不是哪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各民族作家都在自觉分忧，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如果资本入侵，独龙江人本分古朴的民风还能保持吗？光盘（瑶族）的《跳盘王》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沱巴瑶族乡乡长邓正卫想用盘王节来招商引资，把跳盘王作为一个旅游表演项目来吸引外地游客，可是，按照瑶族的文化传统，跳盘王是严肃的宗族活动，不是用来表演的，所以，总师公坚决拒绝在盘王节上表演跳盘王。邓正卫最终请来一些县文工团的演员装扮“师公”，虽然这是对瑶族跳盘王庄重仪式的歪曲，但盘王节到底表演了跳盘王。 　　《跳盘王》所描绘的正是民族文化旅游中比比皆是的现象。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也是当下少数民族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横扫中国，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生命力更有坚守的价值和必要性。 　　市场观念的入侵对于民风的破坏，嘎玛丹增（藏族）的散文《加达村：最后的从前》中有直白的表达：几年前，我去过念青唐古拉山下的纳木措，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