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苟且知识分子诗意.docVIP

知道分子苟且知识分子诗意 　　“第一个人说的，叫‘知识分子’。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不知道隔了多少代隔了多少辈，俗称‘八杆子打不着的’，都叫‘知道分子’。” 　　“知道分子”一词，最早见于王朔写于2000年的杂文《知道分子》。他给“知道分子”画了幅像：拿来主义，无真见识，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放眼望去天下事无所不知，却终究不知自己真正知道什么。他不无刻薄地写下分辨“知道分子”的小常识――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次一等的，是“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他甚至列出了“知道分子”的代表刊物《读书》和代表作《管锥编》。 　　这是“知道分子”第一次以“知识分子的另一面”的形式出现。通过“凶猛的王朔”，人们惊讶地被提醒，那些看上去很有知识的文化人“原来什么都不知道啊”（借木心语）。 　　但真正把“知道分子”重新提炼、阐释成一个社会学概念并广泛传播于大众的，是《新周刊》2002年的一期封面专题“向知道分子致敬”。它重新解读了“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涵义，第一次把“知道分子”刻画成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态的存在，并使这种命名的影响力持久不衰。 　　那十年间，“知道分子”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新锐并带有明显贬义的身份认定，它成了基于（或效仿）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精神附加值甚至新姿态的呈现。 　　然而，十多年过去，连“知识分子”都在西方语境中不断历经批判性的重新解读，“知道分子”在它诞生的文化土壤中，也一层层地被剥去那些意义的幻影，在网络碎片化时代，逐步又被消解为“知识分子的反面”。 　　两年前，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就曾发声：“我们常常以为，中国拥有12.5亿部智能手机的时候，已经和世界靠得很近了。但是这些手机很大程度上创造了许多‘知道分子’，而中国需要的是知识分子。” 　　新媒体观察者魏武挥也放言：这年头要在微博上扮演一个学富五车、经常说点格言的人实在太容易了，百度一下即可。对社会事件不发表点自己的看法，也无法满足众多粉丝期待。很多人实际上是“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他的专栏签名常年设为：多歧为贵，不取苟且。 　　“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的鸿沟到底有多深？曾被《新周刊》提名为“年度知道分子”的许知远，就曾公开声明：我最痛恨这个词了！在他看来，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差别，就是苟且与远方的距离。 　　有人也曾列出知道分子的五大评判标准：1.知道分子喜欢网络，任何一个都是杂家，随口即可说出无数概念、原则、定义、理论，所涉领域广泛。2.知道分子不甘寂寞，与媒体关系密切。默默无闻和知道分子是一对矛盾的词汇。3.知道分子对于批评比原创更热衷更有想法，在驳斥对手的过程中，他们最懂得享受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快感。4.知道分子追求自由，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秀的事。5.知道分子很少会安静下来慢慢写一本书，他们最大的特征是“不为”，最大的特点是“到处开花”。 　　相较而言，知道分子属杂家，凡事都知道一些，追求信息获得的广博与速度。板凳无须坐十年，但需及时知晓板凳的数量与种类。他们爱问：“茴香豆的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知识分子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广度之外更追求深度，是在知识体系内凿井挖掘水源的人。他们爱问：“苹果为什么往下落？” 　　知道分子急于知道“是什么”、“有什么”、“说什么”。知识分子更关注“为什么”、“还有什么”、“怎么说”甚至“怎么办”。不那么刻薄地去看，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只是不同智识与不同选择的人对知识获取的不同程度与不同呈现。研究《时间简史》或量子物理的人，未必不会有一刻也去好奇茴香豆的“茴”到底有几种写法。 　　但知识分子确乎是有传统的。“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王小波在那篇《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中写道，“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 　　他还拉拉杂杂援引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定义：“《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见得也跑去住纽约的格林威治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