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摄影的观看到图像的“拓扑”.docVIP

从摄影的观看到图像的“拓扑” 　　蔡东东的创作实验就是一种拓扑学的图像实验，他所有做出的动作都是基于“同胚”，以那些多年来拍摄的照片为基础和核心，进行不同的干预行为，制造出一系列的图像奇观。作为一个图像的“麻烦制造者”，蔡东东对图像结构的了解和利用，恰恰表明了，他的创作与拓扑学的深度勾连。 　　蔡东东对拍摄的喜爱开始于1998年还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时他主要拍摄一些部队训练的场景。退伍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了一个以商业摄影为主的摄影工作室，一年后的2003年，他毅然转向职业艺术创作，其时探索了很多方向，但拍的最多的还是自己的生活。2006年是他的转折年，基于长时间的思考和对于摄影理论及图像生产理论的阅读，他开始转向对于图像生产及起源方面的创作实践。他的《镜子》系列中的一张就是这方面的体现：他本人站在水中，拎着一块长镜子，身边围着的少年们对着镜子做出拍照时胜利的手势。这个举动在蔡东东那里，是有着特别的隐喻：“那是一块古希腊时期的石雕，雕的是一个男人举着杯子在向一个女人要水，那个男人仿佛一个皇帝，又或者是一个乞丐，女子也姿态优美，讨水仿佛是一个仪式。”这个讨水的仪式在摄影中被他置换成向镜子做出手势的仪式，这个仪式在他那里，是和“摄影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 　　蔡东东对图像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知能力。所以，“事实”这回事，在别的人那里，是题材，是主食，是不吃会饿死人的东西。但在蔡东东这里，事实，通过图片来要挟他控制他，是无效的，同时，他要考察和利用这种控制和要挟的行为。 　　这一点，在他2006年转向开始艺术创作时的作品《镜子》里就已经体现得很明确：他裸体拿一面长条镜子，在河畔、旷野中行走，风景在他的镜中匆匆掠过。镜子在这里给观者一种可以“进入”的体验，但这个体验实质上只是一种“假进入”的隐喻，通过这个隐喻的设置，蔡东东把现实立刻切换成了魔术剧场，他使观众进入到一种虚假的幻象中去。镜子本身具有制造虚假空间的能力。因此，蔡东东把这一功能也引入到《光的入侵》之中，用来探讨图像在观看、介入和审判等方面的议题。 　　这一讨论在他的装置作品《酷刑》里有更为激烈明确的延续：两张酷刑现场的照片被挂在墙上，地上摆放各处的捆绑的枯枝跟照片上的场景形成视觉上的对应，不远处的木箱上，放置着一张中医人体穴位图，这挂图之上的一只眼睛图像诡秘地窥视着观看这个场景的人。这场景中对于“惩罚”的观看和“医学凝视”透露出蔡东东基于图像的哲学回溯与考察。而他正在与朋友合作的艺术计划《刑?具》也似乎是这一向度的延伸。 　　在越来越多的实践里，蔡东东都在尝试通过各种介入和干预，进而对图像的各种学科维度进行深度的认知，不管是利用挪用和词源学（射击与拍摄同源）等当代艺术的指认性修辞来探讨图像具有审判功能的《腊月初八》，还是针对消费社会到处可见的“游客凝视”而调转镜头进行身份实验的《台阶旁的摄影师》，抑或是以书写和翻拍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这首处处都显得模糊不具的诗来轻取图像与文字的边界这一议题，而这一举动在2006年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里早有征兆――他用左手食指指向《创世纪》里那句人尽皆知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镜头逐渐拉近，似乎混沌初开。只是这开启是由文字完成，还是图片完成？观众未可知。 　　正是这种从《寻隐者不遇》开始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开启了他的创作的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尝试开拓作品的社会公共性和参与性，策划了一些艺术计划和项目，并将这些艺术项目所获得的认识再次传导到他对于图像的认知和处理上。 　　他2014的新作利用自己平时拍过的一些所谓的“废片”进行扩展，他在暗房中手工洗印出它们，反复阅读，然后动手将其本身的信息和意义进行处理，激发出新的意义空间。他的处理方案有如下：利用图像符号本身具有的属性进行语意的联想、符号的嫁接、直觉的诱导、视觉的捣乱、媒介的位移。表现在材料上，他的尝试体现在对于照片做划线、涂抹、编织、折叠、堆积、撕扯、遮挡、打磨、拼贴、卷曲、灼烧、镂空、翻转等干预性动作。蔡东东拒绝接受图像自成一体的意义，他将这种干预行为进行到极致，使图片从它天生的平面优势和意义自恰中被唤醒。 　　这种图像实验与著名的拓扑学原理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对应。拓扑学（Topology）被称作是在19世纪末兴起并在20世纪中迅速蓬勃发展的一门数学分支，而这个学科也常常移用到其他领域。所谓的拓扑，其实是一个图形几何的概念，用最简单的例子说，就是一个橡皮圈，只要别拉断，不管你怎么拉伸和扭曲，那么它依然是一个圆圈，但这种拉伸的过程则引发了新的意义。这种模式相当于一种图形体操。著名数学家庞加莱（Poincaré）所做的拓扑变换实验更加强化了拓扑学的想象空间，比如，他将一个两端由两个圆环相扣的线条在不拉断封闭的圆环的前提下，通过拉伸和变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