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后的文化输出策略解读.doc

创新之后的文化输出策略 ? 世界史是一部文明的历史，更是一部文明间的历史。古往今来文化间彼此交流与融合从未中断，这种交往也绝非偶然的、孤立的、个体的行为，而是隐含着策略的、主动的、群体的要求。大凡国力强盛的民族，从不讳言学习他者与拿来主义，以汉唐之气度，有张骞出使西域前后中西植物、器物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唐代万国来朝，中国人在拿来的同时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玄奘在求取佛经的过程中也不忘向印度翻译传播中国的《道德经》等典籍，鉴真东渡后则义无反顾地将唐文化的精髓传至日本。文化的输出从来不会给文化原产国造成损害，文化财（狄尔泰语）永远散之不尽，只能越散越多，日益扩大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文化输出是绵延不断的可持续发展过程。现代西方在这一点上已经走在了前面，从天主教到新教，都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充分发挥了非官方的作用。[1]至今日，西方自由、民主、法律、平等观念连同上帝、耶稣这样的精神信仰已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从公元7世纪以来西方人持续不断文化传播的结果。[2]中国的文化不仅要创新，更要将创新成果公之于众，让世界知晓，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走过了艰难的论证过程：从宗白华先生的“开窗拿来开门出去”、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从我2003年提出“文化输出”，到近两年来“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新世纪国家发展战略，2009年甚至爆出了加拿大政府境地中国“孔子学院”进行文化渗透的新闻，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们国家文化输出战略正在起到实质性作用。中国文化早已不再奢望拯救世界，我们的文化输出更不是文化殖民，只是向世界呈现出真正的中国形象，提出尊重差异性的吁求，以平等的心态代表长期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参与构建世界文明的圆桌会议，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文化输出未来的是值得期待的。 ? 文化输出迫在眉睫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复兴”，“送出主义”等思想。[3]但是，近年来报刊上有一些文章，对这些说法提出了批评，显示了其坚持全盘西化的立场。客观而言，季先生的看法体现出一种本土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因为我们不能总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 中国文化复兴提出的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创造性问题。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个多世纪，我们的文化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对话，化挪用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为文化互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学会了“拿来主义”或“抄袭主义”，而似乎没有胆量提出原创性思想。所以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观点，必然有其思想风险。我认为，“拿来”没有错，但是“拿来主义”在最浅层次上的是抄袭他人。我们把政治、科技、体制、制度全盘抄袭过来了，但是文化能抄袭吗？我们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能抄袭吗？我们的骨髓般的指纹和血脉能抄袭吗？抄袭不了！ 全盘西化或只想脱亚入欧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不赞成全盘西化——在全球化同质化中还有一颗中国心。正如李慎之先生说：“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哲学会在下21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一直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4] 于是，我提出不同于全盘西化的文化立场。中国在西方这面镜子当中照了自己一、二百年很长时间，那么，今天中国能不能自己发现自己一次呢？答案是：当然能！因此，我倡导“发现东方”的思想，我提出的“发现东方”的思想，是在与赛义德“东方学”思想的对话中产生的。我并不完全同意赛义德的观点，因此我将“发现东方”在学理上看作是对“东方主义”加以清理的“后东方主义话语”，强调“发现东方”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因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5]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的新问题。 第二是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东方不是在那儿吗？谁去发现？怎样发现？发现什么？发现它干什么？好像这个问题有悖常识，似乎“发现”（discovery）是说不通的。但是，中国在地球上存在不等于她的存在历史和新历史中的意义得到了恰切的理解，也不等于说对她一个多世纪的形象误读和价值抹杀可以成为不再追问的事实，更不等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可以成为永恒不变的定论。“发现”是探索和重新解释，是对历史尘埃的拂去，是对被遮蔽的形象的重新清理，是对歪曲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恢复。 第三是如何在坚持“文化拿来”中，走向“文化互动”。文化输出不是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有人会认为“输出”中国文化，岂不是西方太岁头上动土么？我想说，“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再差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