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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作为制度的文化 2010-07-10 14:12 作者：樊纲 /fan-gang/2010_07_10_70914.shtml 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越来越深入地研究传统习惯、文化、道德观念等等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近读到吴敬琏、刘吉瑞的专著《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在对我们经济改革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当中，专辟一章，论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与观念更新的关系，论述了在改革过程中文化价值观念更新的重要性，并特别分析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对马克斯?韦伯在上个世纪提出的认为儒家文化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韦伯命题”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又读到了孔泾源的论文《论中国经济中非正式约束的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论、集权主义、等级均衡等等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所起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论著都极富启发性，在体制改革理论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经济学对于文化传统、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等的重视可以说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自觉”，直到现在把这些原来被当作经济体系“外部条件”的东西，都归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称作“非正式的”或“无形的”制度，而把法律、规章、组织等等称作“正式的”或“有形的”制度。这种“一般化”的作法，倒不是因为经济学家试图使自己的学科更加包罗万象，或者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要搞什么“泛经济学”，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分析来分析去，人们发现文化和道德观念之类的东西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与法律、规章等并无二致，都符合“社会规范”或“行为约束”这样一种对于“制度”的定义——文化、道德等等与法律、规章一样，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的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举例来说，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关于收入“平等”具有一种由习惯、传统而构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标准。就正式的制度来说，可能没有哪一条法律、规章说一个人不能发财，不能比其他人的收入高出几倍或几十倍，或规定发了财后必须与他人分享，等等，但是，在一定的社会或社区内(比如说农村地区或在亲戚朋友构成的人群中)，都会存在一定的关于“平等”的习惯或“道德规范”，构成了对人们“发财”或“发财之后”的行为的约束，一个村子里，一个人发了财(首先富起来)若不与其他村民或亲戚分享，便可能被视为“黑心”、“不够朋友”、“缺德”等等，人们根据习惯或通行的道德观念，“自然而然”并且“理直气壮”地找上门来要求“分一杯羹”，或是个人上门来要，或是大家一起通过“地方政府”来要求捐助、摊派等等，若不能得到满足，今后这个人便会处处受到大家的排斥、打击，使其“什么事都办不成”，甚至会发生故意破坏、造成财产损失等等。在很多情况下，“发了财”的人，自然也就只好主动非主动、情愿不情愿地按照习惯和道德所形成的“无形的”规则办事，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收入。这种个人收入“外部化”的无形的制度，自然会阻碍或约束着人们追求更多收入的行为。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必须交出一部分收入与他人分享的时候，有些赢利行为可能就变得“不值得”了(就象税率太高了没人愿意多生产一样)。无论正式的制度如何规定，实际中的经济行为、收入分配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运行结果，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通行的“平等观念”这一非正式制度所决定的。现实中起作用的“制度总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 再一个例子是国营企业的“破产法”。这显然是一个正式的制度，我们经过很大的努力终于使之得以在体制改革的大潮中获得通过，以法律的形式昭示于众。但是，在几十年国有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是国家对亏损企业给予补贴，贷款可以无限期赖账，实在不行了与其他企业实行合并，而不是宣告破产、实行清算等等。结果，虽然有了“破产法”这个正式的、成文的制度，但人们还会继续按习惯办事，实际中实行的仍是现在已不同于正式制度的那些非正式的制度。结果，虽然有了“破产法”，亏损企业也在不断增多，但仍然几乎没有企业依法破产。 另一些例子也许能说明道德或一个社会中流行的“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所谓“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一种主观判断。当“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被社会普遍视为“光荣之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由“义务劳动”创造的，同样的增长率所需付出的劳动工资成本会较低而实际利润率会较高。正式的制度中不一定有“劳动无报酬”这一规则，但实际上人们却会这样做(这其实是从另一方面破坏了“按劳取酬”，虽然是从“高尚的”一面)。反之，当社会上普遍把“无私奉献”视为“傻冒”的时候，义务劳动之类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同样的国民总产值中所含的工资成本自然也就会增大。 有人或许认为习惯、传统等等至少在一点上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制度，即习惯等等是人们可以“自觉”遵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