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讲讲故事啦，不好意思”.docVIP

“我只能讲讲故事啦，不好意思” 　　2013年，金宇澄的父亲去世，享年94岁。他在母亲的帮助下翻查父亲遗留下的影像和文字时，想起了一件 事―― 　　1969年去黑龙江农场下乡时，他听到一个犯人讲了一段经历：犯人年轻时，和最要好的同学到山西去参加抗日。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一心报国的年轻人们排着队，走进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国民党的，一张是共产党的，他和他同学一个选左一个选右，就此分开。再见面已是淮海战役后，加入国民党的年轻人被俘，押到某地开会，台下全是犯人，抬头一看，当年选共产党的同学坐在上边，四目相对。到了晚上，有军人找到“战俘”，对他说，你的同学下个月就要调到东北劳改农场去工作，你如果愿意去，就报名。犯人做出选择，就此来到了东北的嫩江农场。因为敌我矛盾，两个人以后也再无交集。 　　金宇澄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谜语：人生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有时候只能任凭时代推着前进或转弯。“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他说，“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大的，细的 　　上世纪30年代，受苏俄思想和文学影响，祖籍苏州黎里古镇的青年程维德一从学校毕业就加入了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情报系统。他明面上担任《先导》杂志的编辑，实则为中共提供情报工作，“维德”是化名，他以此和另一名党员程和生假扮兄弟，最上级是潘汉年。 　　1942年，因著名的“佐尔格案”的连锁效应，一部分中共上海情报人员暴露，其中就有维德的“胞兄”程和生。日本宪兵冲进兄弟俩的住所，不见“哥哥”，便抓走了“弟弟”。“老虎凳什么都吃过”后，维德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七年，但没有暴露身份。 　　听闻儿子被捕，维德的父亲颇费周折地筹钱从黎里赶来杭州探监。父子俩四目相对，沉默半响，父亲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戆伐？”（“你傻啊？”）老人回到黎里后便卧床不起，很快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组织以“保外就医”之名将维德营救出狱，出狱后，他便继续衣着考究地在上海的各个咖啡馆里寻找接头人。 　　“云”是出身金铺的上海姑娘，从小衣食无忧，读书时上进、活跃，爱好文学，初二时将自己的本名改为单字“云”。1945年抗战胜利，她中学毕业，考入复旦大学读中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家认识了程维德，“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两人此后常常在“吉士咖啡?^”约会。 　　上海解放后，云选择从复旦肄业，参加华东军政大学的短期训练班。1950年回到上海，和维德结婚。两人都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婚后育有三个孩子，1951年生大儿子时，云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给孩子起名“芒芒”（忙忙）；次年生二儿子时，产程顺利，孩子便得名“舒舒”。 　　1955年，维德被从家带走，上面给出的说法是去北京出差，但一去就是一年多，云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上海，被下放到浙江湖州一个水泥厂工作，夫妻俩靠有限的通信联络。后来一家人再回到上海，获罪的维德依旧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政治审查，一家人也连同时代一起经历了每一个必经的步骤。文革中，维德用毛泽东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给二儿子改了名，“金舒舒”从此成为“金宇澄”。 　　晚年时，一切终归于平静，曾经的抗日志士看到电视机里的“抗日剧”只剩下冷淡。曾经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步入老境后专心伏在《廿四史》前，用放大镜观看久远的过去。云说维德“从不讲自己的痛苦，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他只是和曾经的朋友、同志互相寄寄明信片，“讲无数旧话”，偶尔会写笔记，感慨“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问书书不语，自问又不能自答”。 　　2013年，维德去世，从“舒舒”变成“宇澄”的二儿子在云的帮助下，翻查收集父亲遗留下的文字和影像。观察父亲的一生，金宇澄觉得，父亲这运命无定，幽明互印的一生虽然令人不胜扼腕，但在大的历史面前，却有着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寻常”。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做了记录，取名《回望》，“远看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 　　2017年1月，《回望》出版。书的第一章叫做《一切已归平静》，随后，父亲的故事，叫《黎里?维德?黎里》；母亲的故事，叫《上海?云?上海》，在最后一节《我们回望》中，他写道：“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至于将这些“细部”当做样本留存的意义，金宇澄也不愿说透：“我只能心平气和，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大家，就可以了，这是我的标准要求。” 　　重的、轻的 　　如果说《回望》是金宇澄的前世，此前一部令他彻底成名的《繁花》，则是他的今生。 　　刚上中学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