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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经济运动的法理依据 ●东方■ 房价是中国人心中不变的伤痛。人们对高房价的谴责声也从来就没停止 过。但是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商人与机构，并不会因为谴责而有所收敛或 偃旗息鼓。于是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可是收效依然甚微。“国六条”及九 部委新政出台后，坊间对其治理效果的预期并不太乐观，普通消费者持观望姿 态者甚众(据6月2日《华西都市报》)，但半数以上的人们仍觉得房价肯定还要继 续涨。相反，中国的二级城市房价出现了明显上涨的势头(据5月25日中国人民 银行网站)。 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调控失灵了，或许再次说明，善于趋利避害、谙习投机规 则的房地产商们，在与政策法令多年的“拉锯战”中，计谋与道术更为高超了。回 顾起来，在中国房地产及银行等“经济撒娇史”的校正与治理过程中，往往忽略 了一股本不应忽略的力量——有法理依据的平民经济运动。 所谓有法理依据的平民经济运动，显然与先前深圳市民邹涛发起的“不买 房运动”有所区别。“不买房运动”其实更像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不买房运动” 中的行为主体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群体其实是两码事，如果能以法理依据为前 提，就不至于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嫌疑了。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一起事件——中 国首起“房价上涨赔偿案”——签好的认购协议中的楼盘竟然易名并且已售完， 当事人将房地产商告上法庭，法庭最终判决开发商返还其首付款及相应利息， 并判赔“房价上涨损失”6万余元(据6月5日((北京青年报》)。兹以为，这起事件虽 为个案，但它却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当你的利益受到侵犯时，要想到运用 法理勇于抗争。 从广义来讲，“有法理依据的经济运动”便在于像这起房价上涨索赔案中的 当事人的行为一样，在公共经济领域唤起人们的监督、维权意识与行动。试想， 如果邹涛当初发起的不是“不买房运动”，而是“揭露房市欺骗行为行动”，让人 们以信息、实物等切实有效的证据或法理为由揭发房地产商的违规行为，想必 这一集体行动的影响力与持续性，将远超现在已销声匿迹的“不买房运动”。 当然，“平民经济运动”离不开一位或几位有组织能力、影响力与执行力的 “平民领袖”，它的作用在于当人们的集体行为脱离法理的轨道时加以提醒，当 受到强势利益群体阻挠时不至于卑躬屈膝。在此有必要提及我国的另一起具有 原生性意义的政经事件—-_6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环保局副局 长黄细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了一份紧急建议。建议国家价格主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