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的圣经，电影改编者的滑铁卢.docVIP

文艺青年的圣经，电影改编者的滑铁卢 　　村上春树的小说有多少一流、多少二流还要见仁见智，但迄今为止，所有改编自村上春树作品的电影都是失败的。 　　标准 　　关于文学改编电影，我赞同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提到的观点。他说，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适合改编成电影。“有些作品本身完整，意象精确，人物刻画高深莫测，结构富含魅力。这样的书不容断章取义，终篇散发出作者摄人且独特的人格，像这样的作品是大师级的作品，只有那些对精致文学和电影都漠不关心的人才会想要把它们改编成电影。” 　　那么，哪些作品适合改编？塔可夫斯基以自己的作品《伊万》为例。在他看来，这部苏联作家博戈莫洛夫的同名短篇小说称不上杰作，但它有理念、主题和清楚而扎实的结构，作品本身在美学层面并不突出，而电影正有这种功效，“可以赋予故事一种情感的美学强度，进而将故事的理念转化成为由生命所背书的真理”。 　　塔可夫斯基的说法适用于绝大部分文学改编，那些故事性强，人物性格立体的作品总能得到导演们的青睐。最符合这个标准的经典案例要数弗朗西斯?科波拉的“教父”系列，他把一部二流文学作品带进了影史。 　　村上春树的小说有多少一流、多少二流还要见仁见智，但他的文本却绝对符合“意象精准”这个难改编条件。 　　在讨论村上春树那些失败的电影改编作品之前，我想先聊聊诺贝尔奖得主爱丽丝?门罗和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 　　2016年的戛纳电影节上，阿莫多瓦带去了自己的新片《胡丽叶塔》。这部作品改编自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逃离》。 　　门罗的小说也在“难改编的文学作品”之列，她的故事都源于日常，日常中却暗藏风暴，女人的神经质渗透在她细腻铺陈的文字中，你很难抓住某个单独的意象大做文章。 　　阿莫多瓦显然钟爱门罗的作品，他们也有共同之处――都善于把握和表现女性心理。在阿莫多瓦的作品《吾栖之肤》里，女主角薇拉读的小说就是门罗的《逃离》。五年之后，他把捧在薇拉手中的故事也搬上了大银幕。 　　《胡丽叶塔》并非改编自《逃离》短篇小说集中的某个故事，而是杂糅了《机缘》《匆匆》《沉寂》三个短篇，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剧本。门罗的笔触冷漠而神经质，阿莫多瓦的镜头比门罗的文字温暖，但保留了她的神经质，再加上欧洲取景和欧式的生活方式，电影呈现了与原著不同的质感和温度，但对女性的解读和同情却是一致的。 　　在写村上春树的改编电影时提到门罗和阿莫多瓦，这似乎有些离题。但我的确在看《胡丽叶塔》时想到了村上春树。电影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失去丈夫的胡丽叶塔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一度生活无法自理，需要女儿来照顾她的日常起居。一天，胡丽叶塔坐在梳妆台前，女儿用毛巾帮她擦头发，毛巾揭开，胡丽叶塔的脸从年轻的阿德丽安娜?尤加特变成了苍老的艾玛?苏雷兹，演员和年龄的转换以这样巧妙的方式完成了。 　　“曾经我以为，人是一天天慢慢长大、变老的，现在才知道，人是在一瞬?g变老的。”《舞！舞！舞！》中的经典独白无意中被阿莫多瓦诠释了，几日挣扎在村上春树令人犯困的改编电影中的我突然眼前一亮。 　　仰望 　　或许，村上春树就是缺少一个像阿莫多瓦诠释门罗一样，能够理解他却又不仰视他的改编者。依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程度，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比例实在太低了，算上三部十几分钟的短片，也不过七八部。 　　这其中有客观原因，村上春树的作品常常侧重描写精神世界和内心，“孤独”是永恒的主题，而小说的戏剧冲突并不强烈，很多时候，连故事都是支离破碎的。 　　但相较于客观原因，主观因素更是电影改编的障碍。村上春树对自己作品的把控非常严格，绝大多数的影视剧改编合作都被他拒之门外，即便同意改编，他对剧本也有着自己固执的坚守。 　　据说，这种习惯性拒绝是从第一部改编作品《且听风吟》上映后开始的。这部完成于1979年的中篇小说是村上春树“青春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说以富有都市感的轻巧文风讲述了“我”在暑假里与好友鼠、酒吧店长之间的友谊，以及“我”与一个酒吧买醉女孩间的短暂爱情故事。 　　小说一经发表就很快流行起来，导演大森一树关注到这部作品，并意外地发现，村上春树是自己的学长。多了这层关系，似乎就更容易信任彼此了。大森一树找到村上春树，并攀了亲戚，表达了想把《且听风吟》改编成电影的想法。村上春树听后痛快地答应了。 　　大森一树原本想把《且听风吟》拍成法国新浪潮式的电影，让?吕克?戈达尔式的电影。如果真如他设想中那样，《且听风吟》或许会准确且品相不错，村上春树文字中的随性和流浪气质符合新浪潮的美学倾向。 　　但或许是能力有限，或许是预算有限，电影的最终效果很粗糙。在结构松散的文学语言向影像语言转化的过程中，大森一树失去了节奏。他本人也承认，自己低估了这部小说的改编难度，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普遍不容易改编，更何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