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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两次实行军衔制 　　军衔，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通常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军人的职务、军事素养和业务素养、资历贡献以及军兵种或勤务区分，授予军人的一种衔称。同时，军衔也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和标志。可是我军自1927年8月1日建军后，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一直没有实行军衔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我军才开始首次实行军衔制。但由于时代局限和诸多原因，首次军衔制仅仅实行不到十年，便于1965年6月1日取消。军衔制取消以后，佩戴“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绿军装在我军盛行了20多年，直到1985年换装85式军装。这次换装原计划准备与恢复军衔制同步进行，因此从一开始就叫“军衔服装”，实为恢复军衔制之前的过渡。当时，中央军委曾考虑在1985年恢复军衔制，后因军队需要大规模精简整编（即“百万大裁军”），因此，恢复军衔制的计划推迟至1988年实施。 　　建军后我军为何长时间 　　没有实行军衔制？ 　　我军在1927年8月建军后，一直致力于建立红色政权，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在漫长的战争年代，由于条件艰苦，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再加上环境残酷及客观条件所限，我军一直未能实行军衔制度。但在国共合作时期，我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后来由于战争环境变化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而被终止。但是，由我党领导下的两支部队分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实行过苏联军衔，成为我军最早实行军衔制的部队。 　　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全力抗击日本的入侵，在中共中央的主张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根据国共谈判协议，1937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将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为此，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采用官阶制度等）。”其“官阶制度”就是当时军衔制的称谓。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同年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对我军建立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评定标准、办法和批准权限等均作了说明，同时为配合等级评定，还制定并公布了八路军编制表和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训令》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 　　斗力。” 　　为了保持我军的性质，并与国民党制度相区别，中央军委于8月20日又发出《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评级时，“不拘于一般军队的成规，不迁就国民党的制度，按照我军之特殊性质，以便于确立指挥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增进团结为原则”“战斗员不宜分等级”等。随后，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开始进行评衔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也做了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艰苦而频繁的作战环境，再加上受物质条件的制约，使各部队既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评衔工作，也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保证，整个部队评衔工作进展缓慢。当时，为了便于协调抗战，只对驻蒋管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而授了衔。 　　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军事斗争形势，联名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指示，鉴于“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宜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次评级评衔工作，于1942年上半年基本停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我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军再次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后，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适应“军队国家化”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因此，党中央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指示规定，除了“保留一部分（大约1/3）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求去请求国民党加委”，以应付反动派对我的突然袭击外，整编后保留的正规部队的干部，“均将由中央政府按将校尉加委，其他保安部队干部及其余退伍残废军官，以后即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这一《指示》下达后，即在我军部分机关和部队干部中开始评定军衔等级。然而，我军这次评衔工作刚刚开展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