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克斌：治霾应释放结构调整潜力.docVIP

贺克斌：治霾应释放结构调整潜力 　　岁末年初，多次大面积重污染天气过程的出现，使得雾霾成为当下最为显现且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雾霾究竟能否治理好？需要多长时间？公众亟需知晓答案。 　　“既要有信心也要有一定的耐心，治好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治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在去年岁末召开的2016中国绿色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表示，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经济新常态二者相辅相成，要实现所有城市PM2.5达标，除须加强末端环保治理，前端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应同步加强。 　　核心内因是排放 重要外因是气象 　　“过去30年我国有3个快速，快速城市化、快速工业化和快速机动化。这3件事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讲不是坏事，我们的经济实力增强、发展水平提高，关键问题是污染排放量也在同期快速增加。” 　　在贺克斌看来，“三快”是中国当前雾霾问题频发的基本背景。 　　他谈道，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2015年便达到了56%，目前增长趋势还在继续，而且城市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市群。 　　快速城市化驱动了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第一个是要钢铁，第二个是要水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有‘大炼钢铁’的提法，但当时的产量在世界上根本没有我们的位置，现在60%的钢铁在中国生产。”贺克斌说，过去10多年中，全世界水泥的增长量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煤炭则以2000年为拐点，现在全世界消耗的煤炭一半以上在中国。 　　机动化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2009年，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三个汽车年产突破1000万辆的国家。随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仅仅4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便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汽车产量超过2000万辆的国家，预计很快会突破2500万辆。 　　“唯一一个产量超过2000万辆的国家，意味着日本、美国永远不可能追上，因为美国历史上峰值产量是1650万辆机动车，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大国。”贺克斌说。 　　“三快”背景之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的排放量迅速增加，由此触发雾霾问题，其中尤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最为严重。 　　贺克斌说：“要命的是这些排放量也集中在东边。大家都在探讨雾霾的成因，简单表述就是，核心内因是排放，重要外因是气象。所以，就核心内因而言，无论是总量还是空间分布都决定了京津冀地区有非常大的压力。” 　　新的减排潜力在哪里？ 　　2013年，集中治理空气污染的“大气十条”发布。中国工程院对其所做的中期评估显示，与2013年相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以及74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出现明显改善，改善幅度约为30%。2016年，北京全年的PM2.5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9.9%，优良天数比例比2015年上升3.1%。事实上，2016年是北京近年来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最大的一年。 　　“从评估报告看，采取的治理措施是有效的。至于达标，则是从‘十三五’开始，用3个五年计划时间，推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依次达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贺克斌说。 　　根据中国工程院的评估报告，过去几年我国空气质量改善的主要贡献来自末端治理，仅有少量来自产业结构调整。 　　“减排是末端治理措施，那么，末端治理到一定程度，贡献达不到空气质量要求，新的减排潜力在哪里？往什么地方减？”贺克斌说，“必须要往前端走，所谓的前端就是不能用传统的环保技术末端治理的概念，要延伸到绿色技术。” 　　他总结说，绿色技术可以概括为12个字。一是节能优先，“节能就会带来减排，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发现，2020年之前中国不用出台新的节能政策，把现有政策用足了，全国能耗就可以下降27%，这是足球队的前卫。” 　　二是结构多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例上升，排放压力减少，这个是后卫。“最后一个守门员就是环境友好，拿超低排放在那守着，把超低排放延伸到所有工业领域。前卫、后卫、守门员配合好才可以不进球，老是在禁区出险球肯定有漏球的时候，出现污染压力也不奇怪。”贺克斌谈道。 　　他强调，目前末端治理已经得到了加强和监管，拿到该拿的减排量，但在后期必须要把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减排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稳住臭氧坚定不移降PM2.5 　　目前，全世界有3种复合污染现象，即酸雨、PM2.5和臭氧。上世纪90年代，酸雨曾是我国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2016年5月，环保部长陈吉宁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表示，中国酸雨的pH值恢复到了5.6，中国成为继欧洲和北美地区后第三个基本治愈酸雨的地区。 　　“酸雨这件事我们不仅干了而且干成了，其他两件事我们正在干。”贺克斌说。 　　以北京为例，过去20年，经济高速发展之下是人口和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PM2.5和臭氧问题成为这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