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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举能、良法之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内容摘要：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其核心就是“良法善治”。选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前提中的前提，要件中的要件。然而，“辽宁贿选案反”映出，贿选不仅冲击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妨碍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在客观上也消解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最终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为了有效规制贿选，应当推进制度建构，其中包括：选举过程中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法家的重刑主义惩治贿选，发展和完善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 　　关键词：法治 贿选 正当性 公信力 治理 　　在新法家看来，21世纪仍然是一个由主导性大国的利益博弈所支配的“新战国时代”。在这种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不断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和宗教冲突日趋紧张的“新战国时代”当中，〔1 〕通过国家能力的有效提升和强化，实现国家的政治生存和发展，就更加显得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为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其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执政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中，“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2 〕，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 　　然而，从2016年9月以来中央关于查处“辽宁贿选案”的通报来看，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的拉票贿选现象，在我国的部分地方，仍然存在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张德江委员长严肃指出，“辽宁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 〔3 〕事实上，张德江委员长的上述讲话中，还隐含但并未表明的一个关于贿选导致的危害性后果，即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形成根本性的障碍、造成颠覆性的破坏，进而妨碍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来看，对于“辽宁贿选案”，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是，人大代表的贿选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具有何种危害性后果？该如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来规制贿选、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安排？为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首先阐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指出良法之治是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进而在分析人大代表贿选对于国家治理的现实或潜在危害的基础上，建构相应的贿选规制和预防机制。 　　一、良法之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没有法治化，必然不存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于今天的政治文明国家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首先就是法治化的建设。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依赖于法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予以定位，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如果说前四个现代化关涉到国家硬实力提升的话，那么治理现代化则关乎到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的问题。早在1875年，清帝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就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4 〕换言之，在部分中国早期的驻外使节看来，西方强国之所以实现国家强盛，其根本是在于国家治理这一软实力的建设和保障，其次才是经济、制造等工商业的现代化。而清末维新变法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变革、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后所致力创建的、以“五权宪法”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分权制衡的治权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创建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模式，无不是以政权和治权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为根本要务。 　　21世纪，处于新形势当中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来自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而产生的诸多挑战和危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高屋建瓴地指出执政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提出，是为了告诫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始终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不断改革发展的紧迫性。为了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将国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