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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开启一场全球性对话 　　一直到最近，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受到西方的全面关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未知事物”。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不充分的、选择性的披露。 　　中国作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随后发展成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接着进一步发展成“和平与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了“中国梦”以及“和谐社会”。这些策略的一个共同点是中国领导层致力于发展软实力。从中国古代历史以及《孙子兵法》来看，战争是一种战略性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各个层面（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有了新的角色定位，这也使其思维方式逐步发生了改变。中国凭借其不断增强的实力实现了自身的转变，由相对孤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国家。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把重点放在外交政策以及推行国内政策（各项改革）上，这些策略是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制定的，旨在实现实力最大化。35年来，中国以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非凡表现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它实现了发展时期的飞跃，这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中国在未来的35年里也会相应地实现政治发展进程的提升，从而成为一支重要的全球政治力量（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成为全球体系的支柱）。 　　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的“一带一路”项目是一个经济框架，旨在连接东亚和欧洲各经济体。这条线路将穿越世界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包含44亿人口（世界人口的63%）的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对于参加这一项目表示出了兴趣。预计经济产量将达到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准备加入该项目的国家中，55.2%是中低收入国家，6.9%是高收入国家，6.7%是低收入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中国，终点位于欧洲，途经很多国家以及亚欧大陆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性地区以及主要能源生产区域（麦金德-1904）。麦金德认为，这一区域将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一带一路”以及各国之间的合作将会提升世界体系的安全度。 　　“一带一路”是一张路线图，它包括现有的政治、经济、地缘策略以及文化特征，因此对这一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中国的这项提议的决定性基点在于经济活力、思想灵活性以及文化吸引力。 　　中国提出此项提议之际正值世界出现政治和经济危机、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全球不安全（恐怖主义）问题，与此同时，主要力量（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以及全球体系中的一些小型参与者经历了一段调整和重新界定战略选择的时期。中国的提议事实上“开启了一场全球性对话”。 　　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在客观上缺乏可以与美俄相媲美的政治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它将与许多国家发展高层次的外交和文化关系，因为中国深知每一个宏大的经济计划必须要有坚实的政治和文化基础才能获得成功。中国要想实现其自身目标，就必须转变成全球政治大国。 　　60多个国家已经表达了加入这一项目的强烈兴趣，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与这些有着不同的政治体系、规模和期望的国家进行接触（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关于这项合作老生常谈的一点是大家都期望实现增长并能通过这一项目实现双赢。 　　正如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所说的那样，“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倡导者应该鼓励中国人民更加认真地学习丝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宗教”。“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行速度取决于目标国家政府的政治意愿。该项目的规模则取决于技术和资本的流动。然而这一项目在长期会有多大成功则取决于民众。任何一个宏大的项目不仅需要相互合作的政府之间达成共识，还需要民众之间的共识，因为项目的成功最终由社会决定。 　　“一带一路”连接着具有不同政治体系、规模、期望和愿望的国家，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说的那样，关键词是“平等”“协商”以及“双赢”，这让我们想起了联大在1974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26条，它描述了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难度。第26条表达了正义的理念，它这样表述：各国有义务包容共存、和平共处，即便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体系方面存在差异，并且有义务促进各个具有不同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国家之间开展贸易。中国的提议修复了因为各种政治目的受到削弱的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26条。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提议试图修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世界秩序。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世界秩序的定义是强加的，因为世界其他国家并不知道合约内容以及它的特点（权力平衡）。不同之处在于，如今由于全球化的出现，每项提议都是针对全球观众，希望获得全球性参与并达成全球性共识。 　　为了实现这一项目的各个目标，各种金融工具都将为其提供支持，如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