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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应对互联网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68亿，上网普及率达到48.8%，60.0%的中国网民对于在互联网上分享行为持积极态度;手机上网网民突破5.9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上升至88.9%，人们的上网方式更为方便灵活，信息传输更加便利，三微一端（微博客、微视频、微信等移动即时通讯工具、新闻客户端APP）渐成网络舆论新阵地。 　　意识形态斗争新特点 　　早在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 　　置身开放的全球环境，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各种干扰和冲击。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全球网络系统，在这个平台上，本来在全球范围内极少被受众接触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出现在网络环境中，这在有利于交流融合的同时，也为各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竞争提供了条件。在这个新的战场上，部分发达国家利用其网络技术手段和信息资源的垄断地位，把互联网变成了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出、推行文化霸权、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他们在网络上美化和传播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扬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并利用一切机会，在诸如台湾、西藏问题及揭批“法轮功”等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中，歪曲和抨击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内政外交，并在各种新媒体平台发出对我国攻击性言论。 　　“新老力量”角逐，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吸引力不足。互联网发展催生了信息的快速泛滥和网民浅阅读习惯的形成，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兴趣自主选择所关注的信息内容。而在另一方，意识形态传播方式调整相对滞后，短期内难以迎合网民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对受众特别是社会新群体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不仅如此，互联网、自媒体在相对浮躁的信息生产、传播和接收过程中，网民、新媒体从业者、某些网络“大V”和有着一腔热血的“愤青”们要么是疏于考证，要么是别有用心，对信息随意进行转发、评论，扩大负面影响，这种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且更容易吸引眼球。 　　 　　多元文化思潮发酵，传统管理手段可控性弱化。与互联网发展伴生的是知识的“去中心化”现象，即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的井喷，网络时代的知识提供者不再是学术权威、专家一家独大，众多网友提供的、数量庞大的碎片化的信息日渐占据“市场”，人人都可能成为发声者，成为对周围人群施加影响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多元文化思潮发酵，增加了管理和引导的难度，并且，部分人群的消极思想快速传播，加之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蛊惑和煽动，形成了一些局限性、主观性很强，甚至明显偏激的社会思潮，“网络暴力”频现，部分网民“听一半，理解四分之一，零思考，双倍反应”，在被给予有限信息的基础上，轻易对某些社会现象做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个体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具有很大的隐匿性和自由性，大量的信息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点对点的直接传输，而不需要任何的中间环节，传统的管理手段介入和发挥作用，都显得非常乏力。 　　挑战和机遇并存。在互联网、新媒体这个阵地上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观点、诉求，掌握思想动态，为政府决策提供原生态的舆情基础，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对症施治。此外，传播效率的跨越式进步，各种宣传与教育平台、监督与反馈平台等，都是有利于我们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优势条件。 　　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若干建议 　　开展理论创新，加强对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整合和引导。互联网快速发展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虽然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需要与时俱进，但其基本内涵和根本性质没有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仍是捍卫党和人民群众集体意志、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持续斗争，是实现党和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正本清源的同时，我们要持续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增强其对现实的解释力、涵盖性和说服力，使其尽量多地取得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价值共识，在与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共存、比较和竞争中获得主导性的话语权，增强引导和整合能力。 　　强化舆情监测，密切关注社会热点。当前，网络舆情发展十分迅猛，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网民参与讨论的规模也日臻扩大，这导致网络舆情信息的总体容量越来越大。从国内社会热点本身涉及的当事人特点或具体领域出发，可以把热点舆情归结为四大类突发公共事件、六大关系、十六大热点。四大类突发公共事件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六大关系为：官民关系、警民关系、城乡关系、劳资关系、贫富关系、医患关系;十六大热点为：反腐倡廉、网络问政、司法公正、城管执法、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