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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端祺：医者的角色与艺术 　　72岁的刘端祺是关注死亡较多的医生之一，从20多岁在艰苦的西北地区行医，到1997年着手创立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他和同事们送走过各式各样的病人。他说行医越久，自己对医学局限性的认识越深刻，常常能触摸到医学的边界。 　　作为多年的“死亡阅读者”，刘端祺慢慢领悟到，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死亡也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死亡不是医学无奈的失败，而是人们回归生命本源的自然过程。和许多年纪渐长的医生一样，刘端祺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对医疗技术的进步孜孜以求。他开始理解，为什么前辈医学家们以及他的许多老师，晚年不约而同地更愿意进行医学本源的探讨和医学人文的思考。他们不断提醒年轻的同行，不要陷入匠人思维，而忘记抽离出来体味医学的最终目的――如何体面地照顾人的生老病死。无论是医者还是病患，既然能喜悦地迎接生，也可以从容地应对死。他渐渐成为这个理念的传播者：医术总有无能为力之时，而观念和情感可以让人们在医技的绝处，学会优雅地转身。 出诊的艺术 　　3月14日明晃晃的早晨，北京的倒春寒行将结束，太阳一大早就出来烘烤，仍然穿着羽绒服的人们开始感觉到暖意。街上活动的人变得多了，刘端祺的诊室外也比天冷时热闹。从早上8点开始，他穿着白大褂坐在诊室里，神色舒缓地等待着病人进来。顶着一头白发，刘端祺喜欢笑，一笑眼睛就眯缝起来，抿着的嘴角往上拉出一根弧线，让旁人也感到放松。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专家刘端祺 　　退休后，刘端祺只有每周一上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出门诊，5天前我获得了他的同意，可以观摩今天的门诊。这位老教授给我和摄影记者准备了两把木凳，靠近门边的一角，这样我们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他的表情，又不会看到病人的正脸。他与我们约法三章，不要拍摄病人的正脸，也不要记录他们的名字，不要让病人和家属感到任何的不舒适。几乎每进来一个病人，他都会告知有记者在场，以尊重他们的知情权。 　　这天一大早来看病的，是一对来自北京郊区密云的中年夫妻。45岁的妻子快言快语，嗓门也大：“您快给我看看，我是不是得了乳腺癌？我成天都在愁这个，从过年前就吃不好睡不好。” 　　刘端祺打开一旁的看片灯，摘下眼镜，脸凑近病人刚才递过来的几张X光片，好似要嗅出它们的味道。回过头来他嘴角已经有了笑意，说：“你感到不舒服了吗？” 　　女子说：“我乳腺增生啊，疙瘩越来越多，摸着摸着又长了。” 　　刘端祺笑了：“你乳腺增生的时间越长、数量越多，我越放心。这种情况得癌的可能性反而小。你摸摸自己的嘴唇，再摸摸鼻尖，然后摸摸脑门。这三个地方的软硬度不一样吧？你现在的一些疙瘩只是像嘴唇和鼻尖一样柔软，现在不用管它。如果有的疙瘩迅速长大，质地像脑门这么硬，就应该引起重视了。” 　　女子：“那这次再给我拍个片子看看吧。” 　　刘端祺说：“你上次的片子是10个月前拍的，你这种情况一年半到两年拍一次就可以了。今天别拍片子了。” 　　女子：“我4点半就从密云大山里出发了，好不容易来一趟。您不给我拍个片子？” 　　刘端祺：“你要是再年轻十来岁，我连两年拍一次片子的建议也不会给。X线‘吃’多了对身体有害。” 　　女子：“吃什么多了？” 　　刘端祺：“‘吃’是打比方，身体照X射线多了容易诱发癌症，不要过度检查。” 　　女子好奇地问：“那我就这么养着，等着得癌？”她觉得自己好像白跑了一趟，没有再得到一次机器的检查，而只是讨来老教授的几句话。 　　刘端祺笑着问她是干什么职业的。女子说家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种地为生。“那你周围是不是有人得乳腺癌了？”“是啊，我周围好几个人得了乳腺癌，我从2012年起就到处检查，生怕查得不全。” 　　刘端祺仍旧笑眯眯，他放下手里的片子，完全转过身正面对着病人，让病人感觉到医生把所有注意力放到了她身上：“你作为农民能有这样的防癌意识，我要好好表扬你，你还是挺有知识的，以前拍过的片子也保存得很好。但是你不要过分害怕，真正得癌的人还是极少数。如果短期内有一个疙瘩突然变硬了，你再来找我，越长越多反而不用担心。你生孩子了吗？自己喂奶吗？” 　　女子说有两个孩子，都是自己喂的。刘端祺提高了声调：“那不错，你比城市里晚婚的、没法给孩子喂奶的人安全多了。咱们共同观察你的乳腺增生，等待也是一种方法，回去不要再担心了。”女子有些不甘心，但觉得老教授说的也有道理，她收拾好袋子，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停顿了一会儿，还是离开了。 　　等这对夫妻出门后，刘端祺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嘱咐她要注意什么吗？一般人我会说，回去后注意锻炼身体，少吃高脂食物。可她是一个种田的农民，劳动量不小，你还让人家锻炼身体，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她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不会舍得多吃肉，如果我还嘱咐她少吃肉，那不是让人家营养不良吗？所以我什么都不用说，就可以了。” 　　这时进来一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