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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瘫痪边缘的女性 　　摘 要：詹姆斯?乔伊斯著名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伊芙琳》，以女性的视角，用短小的篇幅讲述了十九岁的少女伊芙琳在窗边的所思所想。《伊芙琳》中采取了大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交替，生动直观地表现了伊芙琳的生存心理。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揭露《伊芙琳》中伊芙琳这一女性角色的精神瘫痪主题。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 伊芙琳 女性主义 瘫痪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1914年发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其极具特色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其艺术特色上勇敢无畏敢于探索的尝试。该小说集由十五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的短篇小说构成。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其故事背景，童年、青年、壮年及社会生活四个层次的人物为其主人公，全景展现了英国统治下都柏林人的社会及心理状态现实。乔伊斯曾提到：“我企图为自己的祖国写一部精神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1]《伊芙琳》是其中第四篇，讲述的是19岁少女伊芙琳面临的传统伦理秩序与新生活之间的艰难抉择，及其最终无法做出选择而呈现出的精神瘫痪状态。 　　一、 地狱：“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2] 　　人的精神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如若要探寻伊芙琳的内心精神状态，需要探究其生存现状。对于她，生存即地狱。 　　在男权社会里，伊芙琳如同仆人一样侍奉父亲和兄弟。母亲去世后，因弟弟欧内斯特早亡、哈利成天忙碌、父亲粗暴无比，家庭全部重担落在了这个19岁的女孩身上。每日，她整理乏味而繁重的家务，除此之外还要出门工作挣钱。对于伊芙琳来说，这个女性角色所赋予的责任相当繁重。她得靠一己之力将整个家庭维持起来，家里的工作不分巨细，都得由她担当。每日她要照顾年幼的弟弟们按时上学，按时吃饭;每星期给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却还是有扫不去的灰尘堆积起来。她一心为家庭劳累，却得不到家的温暖。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2]在家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对着每日重复单调的生活，她就是一只无人欣赏、顾影自怜的囚笼之鸟。而文中不在场的母亲，正是因为劳碌一生，惨遭暴虐，最终因疯狂而死。无形中这影射了伊芙琳命运。实际上，同其他传统家庭女性一样，伊芙琳失去了完整的人格，失去了女性应有的自我。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地位从属于男性。女性被灌输以男人至上的思想，她们是男人的财产和附属品。于是，她们便理所当然地被描绘成无忧无虑“快乐的天使”，被强加了“牺牲自我”和“相夫教子”的美名。实际上她们是诺拉一般的家庭玩偶和性满足工具。这种观念为男性所倡导，却也被女性逐渐接受而内化。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3]这充分说明了性别形成的社会化特征，以及男权制对女性发展的压制和重塑。以伊芙琳为代表的爱尔兰女性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话语权，完全沦落为父权制的附庸和牺牲品。 　　二、 短暂觉醒：逃与不逃的挣扎 　　外在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了她局限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进而决定她的人生选择。 　　在如地狱般的生活面前，伊芙琳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恐惧感，“她吓得一下子惊跳起来，“逃，非逃不可！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2]这是她在绝望的缝隙中由心底撕扯出的第一声不羁的呐喊。意识到现实生活对她来说仅仅是煎熬，她觉醒了，她要为自己赢取新的生活！然而伊芙琳改变生活的期望就是想通过婚姻，逃离父亲的虐待。可是，她没有经济独立能力，她所渴望的自由也只是对婚姻的幻想。据米芮何所载，20世纪初期，爱尔兰给女性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工作的机会，女性的经济地位也无法独立。因此，大多数女性除了婚姻和家庭之外，别无出路。（Myrrha，1907）社会性别理论家琼凯里也曾说：“经济是决定性别的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的经济结构。”[9]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当她站在码头，终于鼓起勇气准备逃离时，忽然意识到一个让她痛苦万分的事实：在婚姻里，她或许会重蹈母亲的覆辙，受苦受难、奉献牺牲和迷失女性特征将会是她婚姻的全部内容，“妈妈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2]刹那间的顿悟让伊芙琳退缩了，选择了留下。可离开与否，她都难逃类似母亲式的悲剧，残喘于毫无意义、局限的生活圈里，隐忍父亲的暴力及羞辱。在她有限的生活空间里，她看到的只是每日扫不尽的灰尘，小小的城镇里她听到也只是居民嘴里家长里短的议论，都柏林对于她来说，是一个迷宫似的大城市，更何况一个她甚至无从了解的海外。长期处于信息短缺的社交圈里，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最终将她幼儿化，失去走出去的自信和勇气。 　　但让人痛心的是，伊芙琳在困境中的挣扎部分源于自身早已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道德。父权制对女性的制约，形成了伊芙琳接纳容忍的“妇道”。在爱尔兰社会，严格的天主教思想约束着其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