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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黑了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仙游，莆田下辖的一个县。多数情况下，当我说到自己籍贯的时候，会先说仙游，再说莆田。那时候游医危机还没有爆发，我只是本能地认为，仙游是一个更好的故乡的名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多么地热爱仙游。事实上，我对于福建的认同感，北部的福州，南部的厦漳泉三角洲，都有着些文化的亲近感，而对于无论仙游还是莆田，从未产生过什么桑梓故里的依恋。 　　 仙游 　　我在仙游一直生活到我考上大学。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童年时候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或者命运。但是我似乎在自己身上从来没有找到什么形塑自己性格命运的元素。一个人背弃自己的故乡恐怕需要特别惨痛的经历，可我也没有什么不堪的记忆啊。 　　仙游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县，迄今为止仍然如此。在我记忆之中开始的仙游，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我所生长的村庄，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农作物是甘蔗，因为那里有一个糖厂。我父亲是厂里的小干部，我母亲是乡下的裁缝，因此我其实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农业劳作。不过，为了教育我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我父亲也经常会逼着我下甘蔗田，主要是要让我了解农事的辛劳从而惊起奋战，考取功名。可惜我从小是一个学渣，初中的时候便受金庸小说毒害，居然逃课去写武侠小说了。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我变成了一个行侠仗义的记者，一种失败的侠客。 　　仙游之乏味到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人们的日常生活：种甘蔗，“办面目”和妈祖庆生。到了今天大约可以换成另外三个字：搞红木家具，“办面目”和妈祖庆生。 　　“面目”是指人情往来，红白喜事，年节做寿。我父亲是“有身份”的人，倒也不太过问这些事情，然而我母亲深谙此道，村里红白喜事，何人寿诞，她极其清晰。“办面目”乃是一个专业活，没有什么容错空间。不同的亲戚朋友，不同的邻里关系，必须采用不同的待遇和不同的物质轻重。礼品在以往匮乏时代包括了线面、猪肉、鸡蛋等等。亲戚关系亲近的，必须有较多的礼品，用红盒子装好挑过去，马虎不得。 　　当然，“办面目”之所以是一件沉重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因为钱。所有的红白喜事和寿宴，都必须交钱的。而如果对方邀请不到场，这就几乎是断交宣言，万万不能错过。 　　你可以想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月入只有几百元的情况下，要如何筹措“办面目”的钱，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任务。 　　我从小便目睹父母亲年年为“办面目”一筹莫展，也目睹在所有的红白喜事、寿宴满月中，人们拱手作揖，觥筹交错。然而奇怪的事情是：人们从来不曾在如此沉重的人情交往中，获得多少真正的友情、亲情或相互协助的快乐。相反地，在整个仙游县，我所看到的，多是兄弟反目、亲戚交恶、朋友翻脸、邻里仇寇的案例。 　　也就是说：当人情成为一种负担之后，人们为此积累了许多怨气，从而从一件关系建设，变成了一种关系破坏。 　　但是我倒也非常理解。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十分拮据和困顿。但是社会关系却是不得不维护的必需品。亲戚、邻里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乃是一个家族力量的重要武器，惟有依赖于此，最少表面地依赖于此，你才可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然而物质匮乏时代的结束，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寻找家族力量的动作，改成为了寻找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运作。“办面目”依旧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过对象不再是亲戚邻里，而是村里或亲友中，有钱或有地位的人。 　　因此，仙游人是极度现实的一个人群。在过去的20年里，他们的主要产业都是快速致富的产业，依附于外在市场的行业。最初是甘蔗，后来柑橘出口形势较好，齐刷刷全改了柑橘种植。现在，你在仙游几乎只能看见一种行业：红木加工。 　　其实我们的崇拜也是一样。其他的宗教形态在仙游都是异类的。我们是一个多神崇拜的系统。大家都说自己信佛教，但是其实妈祖崇拜并不在佛教系统里。但是这不管，每年一度的妈祖庆生大游行（在正月里），那是仙游全县的大事。在各村各镇游行之后，要将村里的妈祖护送到湄洲岛去朝圣。这样的一件大事，各家是要抽丁参与的。无丁可抽的，就要捐献了。 　　可是非常“政治不正确”地讲，我真的不以为（至少是我们村里）对妈祖的崇拜到底有多么虔诚。这么说吧，他们和中国大多数人号称虔信佛教但不过是和佛祖做交易一样，他们是和妈祖做交易。保佑发财，保佑考大学，保佑开枝散叶。 莆田 　　我对莆田就更加缺乏什么心灵认识了。在我考上大学的90年代，福建的交通还是十分不发达。丘陵地区的地形，使公路的开通具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难度和庞大财政投入的困难。因此，从仙游去趟莆田，在早年间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因此，我对莆田的认识，恐怕还赶不上我对我后来生活了多年的广州、上海，甚至是纽约的认识。 　　当然，我还是去过莆田许多次的，后来。主要在莆田市的城区。这也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城市。没有什么林立的高楼，也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物古迹。惟剩下的美好的记忆就是南少林，在莆田称为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