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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1941年1月初，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以北山区的赵家岔村，一群穿着简朴服装的八路军战士排着队领取弹药。他们是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部队，在刚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先后攻占了山西盂县上、下社镇，全歼了日军的一个中队。但是经过几个月的鏖战，第二军分区各部队的弹药储备基本消耗殆尽。而恼羞成怒的日伪军，此时却派出大批部队对平山、盂县一带进行反复扫荡，八路军几乎每天都要同敌人交火，子弹供给情况愈发严峻。 　　在领弹药的队伍中，一位年轻的战士看到手里的五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犯了难，嘟囔着：“这怎么够用呢？”这位战士叫聂文魁，是1939年参军的。在百团大战中，他曾经在子弹打光后，在堆积如山的日军尸体上收集弹药。连长则耐心的叮嘱他：“对于八路军而言，每一发子弹都是极为宝贵的。你要牢牢记着三不打， 　　用弹壳换子弹 　　1941年，经过4年苦战，八路军已经在敌后稳稳地站住了脚，部队规模比1937年也有了很大地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弹药补给问题越发突出。1941年1月13日，朱德和彭德怀在给各部队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总部现已无子弹”，并针这一情况专门规定“以后凡领子弹者，必须带子弹壳来，一颗换一颗，否则不发。”这年5月，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干脆为各分区规定了下一年收集弹壳的数量。例如一分区和挺进军必须收集十万发弹壳以及十万枚铜元。而实力最小的游击军，也必须收集三万枚弹壳和铜元。聂荣臻还要求“各部首长必须严重注视这一任务的完成。”并强调，今后领发弹药将以制单材料，原料和弹壳数目交换为原则，否则不予补充。 　　实际上在1941年以前，收集弹壳与补充弹药挂钩一直是上到中央军委，下到八路军各师各旅首长们经常在往来电报和各种会议上提到的一个问题。早在1938年12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及副总司令彭德怀，向八路军120师、115师、129师及下属的385旅和344旅领导拍发电报，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命令各部“立即收集战后弹壳及铁轨、废汽车”，并且明确指定各部收集弹壳上缴的单位。在电报最末特别强调“各级首长应认真负责检查。”当时八路军各部在敌后，战斗任务极为繁重，但对于收集弹壳和补充弹药，却仍是各级主官必须关心的头等问题。 　　在八路军各部开赴敌后之前，曾专门进行过弹药和武器的集中。由于各部队的家底不同，在子弹储备方面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情况。在1937年平型关战役前，八路军115师虽然做不到每名战士都有一支步枪，但是装备步枪的战士们弹药袋里的存货还不算少。时任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回忆，在距平型关15千米的冉庄，部队发放弹药，每名战士可以领到100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即便如此，第二天686团在老爷庙坚守到下午一点多时，仍然消耗了几乎全部弹药。 　　虽然国民党可能供给部分弹药。但实际上，早在1941年中央军委在《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已经明确指出：“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少。”曾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在回忆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9师发动的七亘村伏击战时，特意提到在这场战斗前，国民党2战区向路过太原的八路军供给的子弹，竟然还不够129师全体指战员一人一颗。 　　说起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我们总会想起著名的《游击队之歌》里面最为著名的一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那么，在子弹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日本侵略者那里缴获呢？抗战时期，日本陆军士兵腰间必须挂三个弹药盒，总共可以容纳120发6.5毫米子弹。但是，在行军中，士兵还会在背囊中再携带60～80发子弹，这样一名日本士兵随身应该携带200发左右的弹药，基本上够两次作战使用，我们称之为两个“基数”的弹药。 　　但随着日军逐渐了解八路军是依靠缴获补充弹药的，华北的日军开始规定，士兵每次出动不能携带过多弹药。到1939年以后，日军步兵出动时随身携带的弹药一般不会超过40发，骑兵不会携带超过60发子弹。狡猾的日军不但控制本国士兵携带的弹药量，甚至还对伪军的弹药储备进行规定和监督。这就造成了八路军通过缴获补充弹药损耗的难度越来越大。 　　正是由于前线弹药补给情况堪忧。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次会议上，毛主席在讲到“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时，专门将游击战争的军火问题提了出来。要求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那么，我们的敌后根据地，是如何一步步解决子弹生产问题的呢？ 　　要命的红圆头 　　从1939年开始，华北日军中突然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八路军获得了一种可怕的新式子弹。这种子弹有三个特点，首先它的弹头呈诡异的红色，仿佛是一种特别的标记。其次这种子弹在天空飞行时会产生恐怖的呼啸声，与一般子弹的声音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这种子弹在打中后人体后，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