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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文化”的影像式表达 　　摘 要：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使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同时衍生出了“父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而父子关系也成为家庭中的主要伦理关系。本文将从李安导演的“父子三部曲”入手，具体分析“父权文化”的影像式表达。 　　关键词：“父权文化”；李安；推手；《喜宴》；《饮食男女》 　　1 传统文化中的“父权秩序”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单位，以男性家长为中心，以父权文化作为家庭伦理观的核心部分，以父与子的关系作为家庭单位中的主要伦理关系。同时，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父子”关系结构具有以下的文化特质：第一，父权秩序不可侵犯；第二，传宗接代；第三，孝顺父母，养奉天年。 　　弗洛伊德曾将男孩子对父亲的既依赖又敌对仇视的复杂心理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即儿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对与自己争夺母爱的父亲产生敌对心理。但这种心理由于自己在体力、智力、能力等各方面的缺失，而不得不遵从父亲。但儿子也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与父亲相似的价值观与信仰，形成与父亲类似的行事与沟通方式，并成为下一个父权维护者。 　　2 “父亲三部曲”对“父权文化”的解读 　　“父亲三部曲”是李安对家庭伦理中父子之道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后的结果，影片中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和谐完美的，而与相对平静的表面相反，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每个人都是冲突的携带者，同时也是戏剧的产生者。 　　2.1 “父亲三部曲”中父亲原型的溯源 　　“父亲”这一形象在李安电影中是贯穿始终的，从早期的“父亲三部曲”到《卧虎藏龙》和《色戒》等，李安的许多电影中都存在着父亲的显性或隐性形象。李安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统礼仪的台湾家庭，父亲在家中占有绝对的权威与话语权，父亲从小对李安就有严格的要求和苛刻的家教。父亲期望他能够像普通大众一样走“正途”，以后能够“读书做官”和“金榜题名”，而选择了戏剧的李安却让父亲格外生气，认为李安走上了“歪门邪道”。他既无法背叛自我走向别人所指出的道路，也因无法传承传统文化而深感愧疚。而这一切恰恰成为他影片最真实也最能打动人心的素材，李安更称是父亲成就了他的电影，在其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体会到这种颇为微妙的父子关系。由此也影响他创作影片时思考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伦理观念，一个是文化传承。 　　2.2 《推手》中对父权的探索与怀疑 　　电影《推手》是李安从“家庭妇男”转型导演工作的处女作，此片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都非常简单。父亲老朱是一位太极拳大师，退休后被儿子朱晓生接到了美国一起生活，本想一家团聚安享晚年，却不料他的到来干扰了儿子与外国儿媳的正常生活，引发了一系列家庭矛盾，到最后父亲无奈选择了离开，成全大家的安宁，搬到了老人公寓。 　　影片中的父亲内敛沉着，有杰出的太极推手功夫，写的一手好毛笔字，且对自己的人生哲学毫不怀疑。凌厉的眼神，整洁的习惯，让别人感受到了他身为父亲的权威。而儿子朱晓生对父亲的态度也是符合中国的父子之道的，虽然娶了外籍的夫人，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也是完全西式的相处方式，但他对父亲的态度是完全中式的，仍是极为尊重也极为孝顺。为了孝顺父亲，将父亲接到美国，做了一切可能使父亲不会感到孤单的举动，努力调和妻子与父亲之间的矛盾。然而，妻子与父亲三番两次的冲突以及父亲的两次出走，都让晓生渐渐觉得有心无力，妻子与他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使他感觉非常痛苦无助。 　　在父亲第二次离家出走后，晓生踏上了寻父的历程，在找到父亲的监狱中他跪在父亲面前伤心地忏悔。这时的朱晓生已经不是那个被西化的人了，他仍是一个被中国传统父子思想所影响的代表者。子女长大后必须遵从孝道，赡养父母的思想仍旧占据着他思维的中心。 　　2.3 《喜宴》中对父权的违背与妥协 　　电影《喜宴》中的父亲是一位师长，母亲贤惠善良，家中有独子伟同在美国纽约做商人，而且是一位同性恋者。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直盼望着儿子能够为高家续上香火。父亲赴美参加儿子婚礼，让儿子不得不上演合约婚姻的戏码，以为骗过了父亲，让父母满意回国，就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不料却失控在新婚夜假戏真做，并且女方有了高家的香火。而为了保住这一脉香火，明知一切的父亲竟反过来装聋作哑欺骗儿子，只为有人能为高家传宗接代。 　　电影《喜宴》的重心没有落到爱情，而是落到了父子亲情上，也体现了李安最想表达的还是传统文化中的父子之情。李安将目光对准了在现代社会中面临挑战的父权主义以及传统文化，传统的仁、义、礼在这部片子中都有所涉及，包括“传宗接代”的父权主义思想以及只有异性可以相恋的伦理观，父与子都面临着行为上和思想上的挑战。虽然最后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打破最后一层纸，将含蓄的传统文化观念保存到了最后。如果伟同不能成为父亲，就没有儿子，那么父权秩序也就受到了冲击，所谓的父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这是一种被传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