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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决定权困惑及原因分析 　　重大事项决定权被“虚化”“弱化”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定程度上说“权力虚置”也不为过。重大事项决定权成了近乎“沉睡”的职权，也成了阻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重要环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宪法及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理依据、范围和主要内容，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提供了重要的法理支撑。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依法落实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人大制度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举措。但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认识不到位、界定不清楚、程序不规范、制度不完善等，导致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重大事项决定权“敬而远之”，形成了重大事项决定权被“虚化”“弱化”的局面，让重大事项决定权这一重要的法定职权难以“落地”，成了近乎“沉睡”的职权，极大地制约了人大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一、近乎“沉睡”的职权 　　虽然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四项基本职权之一 ，但与立法权、监督权、选举任免权三项职权相比，它的行使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它既不像立法权、监督权已经有了国家顶层具体制度设计，实施起来比较明确，也不像选举任免权那么规范具体。重大事项决定权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笼统，内涵界限不清，规范不明，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程序和硬性的制度约束，在实际工作中，重大事项决定权又存在实施目标不明确、使用频率低、使用范围窄、使用意愿弱、使用效果差等现象，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部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甚至长期将其“束之高阁”。 　　在一些地方，重大事项决定权被“重大”架空。因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抽象和模糊，实践中怎么界定重大事项中的“重大”难以把握和操作，比如说经济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重点工程以及重要的政府性投资等，资金和规模要达到哪种程度才能算是“重大”。同时，从字面涵义来看，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重大”，其本身就是一个程度性和相对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层级，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区域，“重大”的涵义和界定也就不一样，有其不确定性，这就导致重大事项决定权中的“重大”很难有统一和固定的标准，导致了在行使方面的随意性和消极性，这也是重大事项决定权在行权时遇到的难点和重点。在现实生活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有效行使，从某种意义上讲关键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主动与自觉。地方政府若是人大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强，尊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就会主动自觉地将“重大”事项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而有些地方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么纠结于“重大”，在什么是“重大”事项上“讨价还价”；要么避重就轻，将不重大的事项当作重大事项提交人大讨论、决定，有的甚至将一些枝节性的、琐碎的、事无巨细的小事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要么感觉“重大”难以界定和规范，感觉这项工作很难行使，放不开手脚，干脆就没有“重大”事项发生。凡此种种，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被“重大”二字架空了。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重大事项决定权被“虚化”“弱化”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定程度上说“权力虚置”也不为过。重大事项决定权成了近乎“沉睡”的职权，也成了阻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重要环节。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困惑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项权力的“沉睡”？有什么可行的解决办法使这项权力被激活并“常态化”行使？这都是当前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主要困惑 　　多年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探索和实践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但整体看来，还不是很到位，与人大其他职权相比，仍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还存在诸多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决定什么――什么是重大事项决定权？如何科学判定重大事项？重大事项的范围是什么？重大事项的鉴定标准是什么？政府选择、提交重大事项的原则是什么，哪些事项应当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重大事项的决定有哪些？ 　　其次，怎么决定――如何启动重大事项决定权？政府如何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受理政府提交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