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政策行为变迁的模型识别与信息提取.docVIP

第十一章 财税政策行为变迁 的非线性模型识别 § 11.1 引 言 为建立比较完善的、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必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务院于1993年12月15日颁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93）国发第085号），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当时执行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重要改革步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为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及时规避国家经济风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稳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克服了过去传统财政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借鉴了发达国家财政管理的成功经验，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初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至1993年，中央先后实行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些不同的财政制度行为实施，可大体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计划经济型，基本上是地方将全部收入上解中央财政，中央再下拨地方，满足各方面支出，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典型的“统收统支”为主的计划经济财政管理体制。第二阶段，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一种过渡型的“分灶吃饭”、“总额分成”、“分税制试点”等体制共生的、以财政包干为主的管理体制。可以说，财政体制在经历由高度集中到逐步放开再到相对分散的改革过程中，这些不同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现实情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职能的行为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并且，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因此，原有财政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日渐显露出来，如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严重桎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在历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都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触及到利益群体的资源调整与分配，因此，改革步履相当艰难。同时，这些制度的行为变迁，必然会以某种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出来。如何从经济模型角度提取这些政策、制度行为变迁的数量特征，揭示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规律，进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深化提供理论指导，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理论战线工作者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本章利用经济计量诊断学理论和传统的经济计量学理论以及现代统计学方法，研究了近年来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政策行为变迁对财政运行过程的影响。以天津为例，建立了天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经济计量模型，具体诊断、识别出国家财政税收政策行为变迁发生的年份、影响程度和运行机制。从模型拟合、模型诊断效果分析看，完全符合天津市财政实际运行状况和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政策行为的运用过程，拟合效果十分理想，财政运行机制行为变迁过程泾渭分明，尤其是1994年明显构成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分水岭，这与我国在1994年全面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过程完全吻合，进一步的经济计量诊断分析提取出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前体制行为变迁的影响信息。 § 11.2 天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模型的构建 天津市财政管理体制的行为变迁和历史沿革，基本上是与中央财政管理体制的行为变迁和历史沿革相似或一致的。因此，我们选择天津为例，探讨财税体制改革政策行为变迁的经济计量模型刻画。 我们选择天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作为响应变量，并用来表示。选择“市场货币流通量”、“社会新增固定资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这四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将它们分别记为、、和。这样选取解释变量有其内在原因：首先，“市场货币流通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从市场货币流通角度反映财政支出的供给规模，是刻划财政支出的一个响应变量；其次，“社会新增固定资产”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则分别从质量和数量角度反映财政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重点建设、技术升级、企业挖潜改造和其他专项支出的情况。尽管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将它们同时引入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时可能导致模型的“病态”现象发生，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模型分析技术或其他补救措施来处理。最后，将“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国家级财政预算，还是地方级财政预算，都坚持“量入为出、合理统筹”的原则，也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理论。当然，还可以选择其它财政、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而加入到模型中，如“财政供养人口数”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这会增加模型复杂度。另外，从建模技术角度讲，并不是模型中包含的变量越多越好，有时，引入新变量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