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制度与中国农村械斗史.docVIP

宗族制度与中国农村械斗史 　　【摘 要】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就形成了宗族自治的模式。这种治理方式的基础，是将政权与族权合一赋予农村的宗族势力。宗族的对内的治理方式，是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4]控制族群内部人们。除了对内管理之外，宗族还会帮助本族群应对官府的各种徭役赋税，同时更会以暴力的方式维护宗族利益。于是，为了土地、水源和等与农业经济息息相关的权力，不同的宗族之间会进行激烈的械斗。直至今天，农村之间宗族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失去作用，同时各种因为宗族矛盾引起的械斗依然不绝。当然械斗的方式，以及引起械斗的矛盾与之前的土地经济有所不同。 　　【关键词】宗族势力，械斗，农村治理，社会矛盾转移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1]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自城市从乡村孕育生成以来，其结构性问题一直延续。”[2]甚至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洗涤，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并未随着社会生产方式提高而减弱”。[3]这些问题造成了中国在治理农村治理工作中很多困境，也为今后如何处理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宗族势力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尤其是其在对外职能中更多的采取暴力方式的分析，对中国如今和未来的城乡矛盾处理找到一些启示。 　　中国农村的宗族形成于何时，无从考据。但是这种“按男性血缘世系或近血缘关系建立起来，存在某种严密或松散的组织形式”，[5]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乡村的实际管理结构。于是，在中国古代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局面[6]。由于“宗族族约与封建国家的法律是互为依存的，国法法律对家法族规起着保障作用”[7]。所以，宗族在维护宗族内部的社会稳定，调整族群内部的人际关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宗族在对内部进行有效管理的同时，在履行对外职能时却显得没有什么章法。这一方面是由于管理各宗族事物的士绅们与官方是利益共同体，所以对于官方委派的徭役、赋税等行政性事务无力拒绝或者不会拒绝；另一方面，在宗族与宗族之间没有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规则，但是不同的宗族之间的利益有无法得到有效平衡。所以，在各宗族之间一旦因为“山、林、水、土的产权所属，以及争夺矿产、码头等务功权”，以及族群之间出现日常纠纷，各宗族之间所能使用的方式，只能使用最为简单除暴的手段――械斗――解决各宗族间的纠纷。之所用这种暴力的、流血的方式进行争夺，在表面看来不同的宗族是为了争夺自然经济时期最对于农民来说最迫切的生产资料。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一般被认为是以下三个方面：“一、经济与社会的紧张：两极分化、风险与社会矛盾的转移；二、政治关系的紧张：政府管理失调，司法系统无法正常履行职责；三、社会文化与交际心理的紧张：流动机会，内外挑战与彪悍民风的形成。”[8] 　　这些问题如果无法根除，那么“械斗”就会成为农村的“跗骨之蛆”难以摆脱。当然如果农村之间的械斗仅仅是村民自发组织的，那么其规模不过是几十人或者更多人进行的一场群架，时间也不会进行太长。但是，每一次村庄之间的械斗都有着宗族势力的影子，所以农村的械斗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宗族是通过“男性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以家庭为单位；聚族而居或者相对稳定的居住区；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9]这也就决定了，一旦发生宗族之间的写械斗，宗族可以利用血缘关系迅速的对本族群的男性进行动员，同时可以利用掌握宗族对农村政权的掌控在农村协调物财务，为宗族之间的械斗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宗族之间的械斗将会长期化。因为一旦有宗族人员在械斗中受伤会毙命，势必会引起整个宗族的“血亲复仇”。同时，由于有了物资保障，族群中的人不必为生计所困扰，也就有族群成员也就可以继续参与械斗。 　　也正是因为宗族势力影响下着农村械斗，不仅出现了械斗的有组织化的。同时，为了获得“械斗”的胜利，宗族还会去引入与自己在血缘或经济利益方面有着紧密联系的帮会和其他宗族。这些帮会，或者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或者是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团武装，所以农民之间的械斗，已经衍变成一场战争，一场规模可以持续扩大的战争。因为当各个帮会参与到械斗后，械斗使用的武器已经从原来农民使用的农具，扩大到了刀、枪等冷兵器，以及鸟枪、土炮等热兵器。由于武器有了变化，在械斗过程中简单的采取一拥而上的打群架的“攻击形式”已经过时。于是，械斗双方必须挖战壕、筑掩体，采取“攻防结合”的方式。械斗方式的改变，参加的械斗的农民也开始按军事进行重新组织，出现了“指挥部”组织，“侦察班”探路，“大部队”冲锋的械斗模式[10]。而不同宗姓宗族的参与，也让械斗的规模从村庄之间，无限扩大到了县与县之间，甚至省与省之间。 　　械斗规模的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