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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研究 摘要：《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申请再审在申请事由上得到细化,在审判主体上得到明确化,在审查期限上得到规范化,并因而使民事诉讼中的再审初步具备了作为再审之诉的特征。但是,修正案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比如未限制再审次数,再审案件审理主体设计逻辑不清,未明确规定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等。这些缺陷,皆因缺乏长远规划、缺乏对于相关背景的整体性观照所致。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已经施行了16年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着重修改了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两大内容，其中对再审程序的修改意在解决当事人“申诉难”的问题，切实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同时规范申请再审的行为。从总体上看，决定修改的内容从我国审判实践经验出发，较多考虑到了民事审判的现实状况，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是，由于本次修改属于局部工程，难免有其局限性。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符合诉讼规律和诉讼基本原理，只有以诉讼原理来支撑和统领，制度设计才能整体协调，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使程序制度真正发挥最大效益。本文从再审程序的原理出发，做一些分析，探讨其得失及弥补方法。、民事再审发动方式 一）1、再审发动方式的立法模式 根据发动再审的主体和程序的不同，再审程序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基于当事人的诉权而由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大都采用这种模式，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发动再审；基于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审判监督权而启动再审程序，如蒙古、越南等国的民事诉讼法就采取这种模式；同时适用上述两种方式启动再审程序，我国和前苏联的再审制度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2]。一般而言，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私权纠纷，对错误的生效民事裁判的救济程序，也应主要由因此错误裁判而导致自身权利和利益受损的当事人加以启动，国家机关则只在涉及公共利益和法律统一时才可以启动再审程序。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将再审程序称之为“审判监督程序”，这凸现了我国对于再审程序的定位，即侧重以审判监督权为基础，主要依靠有权国家机关启动再审程序对错误的生效裁判加以纠正。由此形成了我国在再审程序启动上的三元体制：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发动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2、我国民事再审的发动方式：上述三种再审发动方式的区别主要有三：首先是发动主体的不同，法院和检察院是与相关民事纠纷无关的国家机关，它们发动再审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其次，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定位下，三者在效力上不是平行的，法院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提出抗诉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则须经过法院的审查，不具有必然导致再审程序启动的效力。最后，三者在发动再审的时间限制方面也存在较大不同，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法律规定了在裁判生效后二年之内的期限，而其他两种方式则没有时间限制。在案件管辖、启动事由、具体程序等方面，法律对三者的规定没有区别或区别很小。 ]在这三种方式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当事人自行申请再审和法院决定再审，其决定权都由法院掌握，而前者实质上是一个当事人向法院请求，由法院决定启动再审程序的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当事人在被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后，则可能向上一审级的法院继续申诉。由此可见，三种启动再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虽然有权直接发动再审，但它们难以主动对民事案件中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其信息主要是从生效裁判的利害关系人或其他渠道获得的。这样，法院的“决定再审”和检察院的“提出抗诉”就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由法院和检察院两个公权力机关自行发现已经生效的裁判存在需要再审的事由，其中包括各种督办、交办案件和法院内部的自查；一是通过外在于两机关的信息来源而使它们发现需要发动再审的生效裁判，具体则可能包括当事人的申诉、人大代表的反映或律师提供的线索。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其解决私权纠纷的性质，后一种情况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大。由于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享有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而错误裁判也属于“失职行为”，故此在我国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三种再审发动方式外，当事人还可以利用这些政治权利，通过司法外的途径发动再审。例如，向党委、人大、政法委等非司法机关提出申诉，利用它们对司法机关的影响力，使法院和检察院决定依其职权发动再审。（二）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国的三种再审发动方式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下面首先分析其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决定再审产生的影响。对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影响将在本文第二部分中予以具体的探讨。1、当事人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是三种再审发动方式中效力较弱的一种，却也是唯一明确